2018金馬影展 │ 還有救卻「被放棄」:《寶貝兒》呈現殘疾兒生存難關的真實面貌
2018-11-11

 《寶貝兒》導演劉杰 (2)  《寶貝兒》導演劉杰  《寶貝兒》導演劉杰 (3)

文 / 馬曼容

編輯 / 洪健倫

沙龍攝影 / 陳又維

時間:2018年11月10日

2006年以首部長片作品《馬背上的法庭》一鳴驚人的中國導演劉杰,近年橫跨文藝片和商業片的拍攝,也開始擔任監製。由楊冪、郭京飛、李鴻其主演的最新作品《寶貝兒》,再次回歸紀實手法,將中國棄嬰議題搬上銀幕,以人物為故事出發,注入擅長描摹的社會關懷。細膩的內心刻劃,真實反映弱勢群體,面臨生養兩難的種種困境。

談起故事起源,時間回到2009年,劉杰身邊朋友生了患有先天腦積水的小孩。醫生告知家屬有三天可以選擇放棄孩子的生存。知道此事件的劉杰,便開始關心相關事件的發展,積極採訪了解,也到多間北京兒童醫院,看見許多家庭帶著甫出世的孩子,聽取一次次的「死刑宣判」。

半年之後,他與朋友去到北京南邊的村子,意外發現有更多殘疾小孩在那裡被拋棄。僅有600戶人家,卻寄養高達1200個孩子,「過程持續很多年,但我們一直不知道。」劉杰驚訝說道。也是從那時開始,他便有撰寫此故事的想法,關注焦點則隨著探索過程,從一開始聚焦生下缺陷小孩後父母的掙扎抉擇,切換成殘疾棄嬰希望生存的視角,衍生成現今在《寶貝兒》中,主人翁江萌迫切讓孩子活下來的同理期盼。

不過劉杰坦言,最早想拍這樣的故事,過程卻困難重重。審查方面需要經過民政部門的認可,卻在該時被告誡不能報導該類事件,也因此遲遲未能著手電影的製作。終於在多年後再次申請,才順利於江蘇獲得立項拍攝許可。

好戲多磨:演員交手素人100天,磨出真實感

儘管經過長期田野調查,有許多故事最終未能被拍出來,但劉杰希望觀眾能在《寶貝兒》這既簡單又單一的事件中,感受到社會環境的變化。特別是社會各個部門和相關人員對待此事件的反應,不論是醫生或警察,從而發現大家對這件事情都是莫可奈何,沒有任何解決方法。在電影中,劉杰亦選擇不對議題選邊站,既不栽贓也不歸咎責任,僅想通過事件的兜轉經過,讓觀者體認到社會如何運轉。劉杰說:「我盡可能真實地去拍攝,確保我自己所拍到的都是真實的。」

為表達社會的真實感,《寶貝兒》的劇本僅僅只有五頁共5000字的故事梗概。提到這樣做的選擇,劉杰表示自己特別害怕演員拿著劇本背詞,因為一旦有了劇本的框架,可能會限縮一個真實性的發展,而演員也只剩下作戲,並不是從心去認同角色的困境。

因此,他留下台詞自由想像的空間,希望拍出一個假想中的世界,在沒有劇本下,讓演員能逼著自己去接受,與角色合為一體。當面對同樣遭遇時,你會選擇說話或不說話?又會有怎樣相對應的動作與表情?劉杰也在排戲現場,安排真正的醫生、警察等非職業演員群與演員們對戲,讓所有處理方式、所有產生的對話及反應,都保留在最接近真實的面貌。

因為劇本的不確定性,每一場戲只能透過職業和非職業的演員去磨合,從過程之中不停修正,生長出人物角色的血肉,達成最終故事走向的共識。拍攝期總共長達100多天,但如今電影所呈現的鏡頭,都是在80天後才拍攝的素材。在這80天以前,他們只能讓演員嘗試不同方式、表演不同性格,劉杰也笑言到最後結束演員都處於懵的狀態,因為並不知道導演到底要或不要什麼。

他隨即舉例說明,原本楊冪飾演的江萌在最初人物設定上,是一個在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只不過在排練時,他並沒有將這樣的考量告訴楊冪,而是利用語言口音的方式,設計重複的對白和表情,去引導演員意識體會,塑造一個天生有缺陷的形象。劉杰在拍攝結束倒數第二天前,才將這樣的設定告訴楊冪,但他也滿意表示,楊冪有做到他心中理想角色的樣子。

因每一場戲都嘗試拍攝八、九次,讓完成素材多到無法篩選,但在只有劇本概梗的建立下,他也放心交給剪輯指導張叔平和廖慶松去編輯故事。儘管有時候剪出來的分場順序與他心中所想不同,但劉杰認為電影最終該如何呈現,是一個溝通的過程,而好的剪輯就是幫助導演去確認自己的想法是否準確。「導演有時候太主觀是不客觀的」劉杰笑著說道。

所謂真實:需要時間考驗

從《馬背上的法庭》雲南山區的法庭倫理、糾纏職業道德的《透析》或是聚焦藏區小人物的《德蘭》,到《寶貝兒》呈現殘缺棄嬰的困境生存。劉杰的電影每每以人物為出發,同時對題材增添許多社會關懷的紀實手筆。他認為社會和困境中的話題,對他而言是更具意義和誘惑力,且更能增加話題的多議性。

例如《馬背上的法庭》中呈現的法治和人治的情理問題,現在仍繼續在中國社會上演。而回到《寶貝兒》,劉杰也認為此類棄嬰問題,參雜因素實在極為複雜,並不是輕鬆就能歸咎誰的責任。或許在二十年前,社會可以責怪沒有醫療保險的福利救助;但在二十年後,即使人人有了保險,整體經濟大幅改善,真實的數字卻反映,每年棄養嬰兒的數字依然不斷攀升。

劉杰表示,一旦電影碰觸了社會議題,最主要是得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當十年、二十年後再回看,也許問題都已被解決;但在這當下,他所能做的就是利用電影拍出這個年代擁有的真實狀態,盡可能去反映真實,讓更多有心人士,因為《寶貝兒》主動深入了解議題。他也提到,在故事中的不同立場,沒有對錯,最重要是激起社會反思和多樣性的觀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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