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跨境移動到人海相遇——《白日青春》導演劉國瑞訪問

文／謝鎮逸
編輯／謝佳錦

攝影／林軒朗

作為旅居香港的馬來西亞新導演劉國瑞，首部劇情長片作品《白日青春》即入圍本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等六項大獎，讓人不禁好奇這一部講述難民議題的香港電影，究竟經歷了什麼挑戰才得以誕生？

劉國瑞在香港生活、學習電影已經十多年。今年金馬影展有非常多香港年輕導演的作品，其中不少就是他創作路上彼此照看的夥伴。回想起《白日青春》從2021年底開拍，他表示今年花了大半年，就是一直在處理剪接、配樂等後期工作。好在辛勞付出終得收穫，第一次拍長片就有這麼好的入圍成績，他坦承衝擊很大；得知提名那一刻，非常意外和驚喜。

真實與虛構

創作肯定是跟自己在思考的東西有關，他也認為每個導演生命中都一定會有個母題：「我覺得自己最大的母題，就是漂泊」。

很久以前起，劉國瑞就在做難民的田調，也拍過一些香港難民的紀錄片。他表示這是一個複雜的議題，來到香港的難民族群很多，駐居原因不同，面對的問題也不一樣。香港有些NGO會去處理難民的疑難雜症，他也曾擔任很長一段時間的志工。「但我拍片不是要去批判香港難民制度，而是家庭關係、精神層面上的關懷，所以並沒有在劇情上去強化議題。反倒是，試圖把重點落在不同角色的處境，如何面對自己卻又影響他人——這些不同人之間的關係，是我這次創作的重點。」他提及之前在協助陳梓桓拍攝《憂鬱之島》時，發現絕大部分香港人往前推兩、三代都不是出生在香港。「這跟我自己的人生方向，以及屬於某種馬來西亞華人的精神狀態很類似。然後，我就想要把這兩者做一次結合。」

公路電影的設定在一開始就已想好，只是角色樣貌一直在變化。他不諱言這個劇本很難選角，而且如果要同時顧及兩個完全沒有表演經驗的演員會很吃力，所以決定找一位資深演員來搭配素人演員。在與監製的討論過程中，想到由黃秋生飾演香港計程車司機陳白日。他當時已移居台灣，於是，監製先把劇本發給他，並在他回香港一趟時約見面。黃秋生對劇本的概念、主題、方向都很喜歡，並對自己的角色提出想法。他本著豐富表演經驗，跟導演分享如何讓成果更被觀眾接受，如加入富有喜感的表演節奏，不至於讓整部片都處在壓抑當中。

陳白日兒子的角色應該要是個中生代演員，導演對此選角思索很久，靈光乍現下想到了周國賢，跟監製討論以後，確認他身上那一股倔強的氣質是不二人選。導演認為，縱使兒子戲份不算多，卻是最接近於自己的視角——一個華人家庭的兒子，如何去看待自己的父親。

難民男孩哈山戲份吃重，在寫劇本時也意識到如果這個人物不成功，電影就完了。一開始其實是堅持選用真的難民，但沒想到延伸出許多難以處理的問題，像是法律（難民無法工作），或是在香港的難民群體數量不算太多，要找到年齡相符還貼近角色的小孩，是難上加難，不得不捨棄。劉國瑞跟副導演針對此角做多次海選，除了巴基斯坦裔，越南、印度、尼泊爾等都曾納入考量。最終挑出12位小孩，找來兩位戲劇導師（其一為Kate Reilly，《夜香．鴛鴦．深水埗》導演之一）以小劇團形式帶領他們接受了一個多月的戲劇訓練，觀察他們在表演中的變化。最後，林諾這一位個性幽默、聰明伶俐的巴基斯坦裔孩子脫穎而出。他在四、五歲即跟隨父親移民到香港，聽不清楚廣東話也會積極反問，肢體語言豐富、言行談吐也會舉一反三。片中精彩的表現，也讓他入圍了今年金馬獎的最佳新演員。

從紀錄片到劇情片

「我一開始學習電影語言是從拍紀錄片開始的。」曾向香港重要紀錄片導演張虹學習紀錄片拍攝的劉國瑞，認識了「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 ）的觀察式拍攝、不加入旁白等紀錄片觀念。他表示從紀錄片中收穫最大的訓練，是必須在拍攝中分鏡、現場思考剪接，讓他明白怎麼拍都可以，有些技術瑕疵也還好，最重要的是創造一個夠好的環境，讓拍攝對象融入其中。不過從紀錄片到劇情片，仍會衍生新的挑戰。對於紀錄片來說，現場一切都很彈性，無需擔心出亂子；反觀劇情片則需要關照各種眉角，因為一旦展開拍攝，就沒時間容許出錯。對於《白日青春》來說，也有童星演員歷經長時間拍攝須安撫情緒、穆斯林的飲食條件等新挑戰。

回頭來談拍過的不同片型，劉國瑞坦言，雖然拍過不少紀錄片，但始終覺得自己拍得不夠好，而且還要承受很大精神壓力，在講究與拍攝對象建立關係之餘，還要思考紀錄倫理中的關係尺度。後來慢慢地也就轉入劇情片導演與編劇創作，想像力發揮的空間與自由隨之擴增。不過，拍紀錄片的訓練卻仍對他在田野或與人交流有幫助。創作劇情片至今，他都在嘗試不同的講故事風格，並自陳並非是一個擁有強烈個人風格的導演，所以每一部短片的視覺風格與敘事風格都大為迥異。這不僅是因為試圖多方嘗試、尋找最舒服、最合宜的創作方式，也能夠因應不同主題而打造出不同的整體風格。

說到底，都是人與人、你和我

一開始劇本的發想確實是想講香港難民的故事，但劉國瑞真正開始劇本創作時，「我發現沒辦法那麼簡單去找一個難民的故事。意思就是，我可以用很寫實的方式去講香港難民制度的問題，這樣就會變成一部很寫實的電影，但這不是我想要的創作方向。如果我要挑戰社會制度，我去拍紀錄片會更直接。所以當我要創作劇情片的時候，我應該在某種程度上，去反映出香港更深層內部的一些結構性問題。」

片中，白日與青春（哈山的中文名是莫青春）倆人因為各自家庭的移動經驗，而導致家人之間的疏離與隔閡，更造成家庭關係的缺失。後來，這兩人則在機緣之下，互相指認出對方心裡的那塊空缺。比起難民議題，他坦言自己更關注的，是「為什麼人會變成今天的樣子」。喜歡探索生物學知識的他，從閱讀認識到萬物起源不過是海底的有機分子，最後卻逐漸演化成分散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人種、語言、文化、性格等。因為自身的生命軌跡，劉國瑞也一直不斷在經歷相遇和分開、駐居又離開。「我是馬來西亞華人，我四代之前的祖先從中國南方漂泊到南洋、紮根，跟著過了兩、三代，我又離開了家鄉到香港發展。對我而言，我一直在思考人是怎麼走到今天這一步的？為什麼一個人會住在他現在所處的地方？為什麼分別從不同地方來的陳白日與哈山，會在香港這個地方相遇，爾後又分開？」

隨著創作逐漸開展，本是泳渡移民的陳白日，與無國籍的難民莫青春，折射出了香港社會的一道景觀。直到電影完成時，才發現原來這一切都是連結了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進而到社會、世界，最後到有關「人的命運」這一道亙古不變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