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畢贛、程偉豪、黃進

主持：聞天祥

文字記錄：林佩璇

時間：2017年11月22日14:00-16:00

地點：三創數位生活園區

 

聞天祥：非常歡迎大家在今天下午參與這場論壇。我剛已經收到了不錯的問題，待會會幫大家選擇的發問。在這屆的金馬影展，我們跟新浪娛樂合作了新浪潮論壇，兩場論壇一場聚焦在八○年代改變了港台的電影史，也可以說在九○年代透過錄影帶跟其他的形式也改變了中國大陸很多觀影的觀眾，新藝城的這批健將們，到目前為止裡面許多人依然是電影行業中的中流砥柱，很難得邀請他們在後天傳授他們依然屹立不搖的新法。今天這場也很特別，聚焦在我目前非常鍾愛的中港台三地三位優異的新導演，第一位介紹的是2015年以《路邊野餐》獲得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畢贛導演，第二位是2015年以短片獲得金馬獎的程偉豪，大家對他的《紅衣小女孩》和《目擊者》應該也非常的熟悉，第三位是去年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得主，來自香港的黃進導演。現場不要太嚴肅，我們今天不是開學術研討會。先請台上的導演依序跟大家打個招呼，做個開場白。畢贛這次特別為了我們這場論壇，昨天才到明天要飛走了。

畢贛：各位好我是畢贛，在剪輯自己的新片。

聞天祥：他的新片叫做《地球的最後夜晚》，極受矚目的最新作品。

程偉豪：大家好我是程偉豪，我正在寫一個帶有些輕科幻元素，有一些人格分裂、大腦或是DNA相關的科幻電影，正在籌備中。

聞天祥：他現在是速度最快的，已經完成三部長片了。

黃進：大家好，我是黃進。我剛剛跟金馬學院做了一個短片，不是我拍，是他們拍，我看他們拍。我回去香港做了一堆工作然後回來，今天晚上他們的放映大家一定要去看。

聞天祥：其實他們真的很感人，這次邀約我一封e-mail過去，他們三個馬上一口答應了，真的很難把他們湊在一起。像剛才畢贛提到，他非常忙於他嘔心瀝血的新片，是整個影壇非常注目的。程偉豪我一直都找不到他，不知道他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非常的忙碌。黃進其實是被我們抝到最高點，他在台灣已經待了二十多天，他是這屆金馬學院的導師，他陪伴了這屆的學員們從企劃、劇本、拍攝、後製到定剪，還飛回香港處理事情，今天早上又飛到台北參加論壇，今天晚上就是他學生們的首映。他非常有誠意，今天我們安排翻譯坐在後面好像都沒有用，你還是可以講廣東話，如果有需要的話。

黃進：我跟他說了，如果他看見你們的表情是怪怪的他就會開口。

 

聞天祥：三位導演都非常年輕，作品的量當然就很少，當然這樣才叫新銳導演。你們三位其實都有短片的基礎，跟傳統很多我們熟悉的大師們不太一樣，他們很多是先進入業界從基層做起，出師以後有機會直接執導長片。我有這樣的感受跟印象是在幾年前，金馬獎曾經播過一部叫做《10+10》的作品，邀請了十位資深導演、十位新銳導演，每人拍五分鐘的影片。有幾位資深導演跟我說好難，我說怎麼可能，你都拍過這麼多電影了，有一位導演就跟我說從來沒有拍過短片，才意識到這件事情，彼此之間世代的不同，在創作的歷程不太相同。可是你們這個世代不一樣，比如說偉豪的《保全員之死》就已經拿到了金馬獎的最佳短片，好像還打敗了蔡明亮。黃進其實短片也入圍過金馬獎，畢贛的短片也在香港獨立錄像得過獎。就你們的角度來看，短片是現在的新導演們進入到長片世界或產業裡面的必要的履歷表嗎？必須要用短片才能夠讓大家相信或知道你有拍攝的能力嗎？

畢贛：其實我覺得不見得，因為短片實在是太難了，我拍過最難的電影就是給金馬的廣告。因為短片需要很長的爆發力，不像長片可以組織一個恰當的結構，用我的語言去梳理他。短片不行，一分鐘裡面，要用極少的量去完成那種爆發力。所以作為新導演，拍一個短片讓別人認可，我覺得相反，短片很容易暴露自己太多的問題。而且市面上大部分的短片都不應該叫短片，應該叫片段，他不具備一個短片該有的。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用短片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才能的話，不如就做一些單鏡頭的練習，因為現在有蘋果手機什麼的，就拍一個鏡頭，拍一段戲、拍個片段就可以了，不要故意去做什麼短片反而弄巧成拙。

聞天祥：所以你的短片並沒有替你帶來拍攝長片的契機嗎？

畢贛：其實是沒有。我那個長片很早寫完劇本，我覺得劇本是可以給新導演帶來契機的，這個黃進導演應該特別了解。比起拍個短片，我覺得好好地寫一個故事的梗概、寫一個劇本更重要。

 

聞天祥：這個是畢贛的經驗，那偉豪呢？《保全員之死》有讓你獲得進入到這個產業的門票嗎？

程偉豪：《保全員之死》是我第三部比較正式的創作短片，在這之前07、09年的時候，我就拍了《搞什麼鬼》跟《狙擊手》，那時候自己的狀態其實是希望接下來可以馬上進入長片，但事實上如果要用短片做一個名片讓業界知道的話，事實上是沒有太大幫助的。當時拍的那兩部短片雖然在影展上有一些獎項肯定，但其實在真正要開始籌資長片的時候，甚至我有聽過投資者直接跟我說短片歸短片，一個新導演能不能拍一個長片其實根本不能確定。所以以前一直以為是個名片所以要努力拍，自己掏腰包想辦法把它做出來，還找了一群工作人員，因為還沒有完全進入業界，所以找的工作人員，可能是你去跟了一些長片，之後認識的一些助理級的工作人員，邀請拜託他們一起去做短片的拍攝製作。拍出來的東西其實對很多真正業界或是線上長片的那些人來說，說真的不會當一回事。

到《保全員之死》的時候，對我來說更沒有那個需求，要嘛就是做不了長片，要嘛就是拍自己真的想拍的。14年的時候就決定做《保全員之死》，一個偽紀錄片，剛好碰到了這樣子的題材，它是一個網路小說，我一起合作的飾演保全大哥的那個人，他自己曾經的經歷。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就拍了《保全員之死》，沒有任何包袱也沒有任何期待。反而《保全員之死》後來在台北電影節跟金馬獎有斬獲之後，是因為金馬獎的關係，人家才會覺得說你好像可以，好像可以拍長片。那一年後來拍了第一部長片，就是《紅衣小女孩》。所以短片實際上在履歷這件事情上，給我比較大的印象反而是它沒有辦法當名片，是這麼現實的狀態。

黃進：我覺得短片是很重要的。譬如說你是學院出來的，你不能一畢業就有資源去拍長片。跟他們說的也差不多，短片是真的很難拍，你要更準確地去做準備，通常你拍短片的時候時間比較不多，要面對的困難也很多。我覺得是這樣，長片跟短片不同的地方是，短片要比較清楚的，長片可能比較多時間讓你在中間才去發展東西。長片就跟導演的心理素質很有關係，就是你能不能在那麼長的時間裡面保持一個狀態，相信這個作品，還繼續去愛這個作品的能力，有一點點不同。我的例子，我拍了《三月六日》之後，我才真的做香港電影工業裡面的片子，是因為我的短片，所以對我來講是很重要。這次金馬學院我們在挑學員的時候，看他們之前的短片，其實就騙不了人的。你的短片跟人的特質是很像，所以你的短片會影響之後對你作品有興趣的人，可能會把一些機會帶到你的身上。如果你的短片跟你的人很像的話，你就找到了對的機會，如果你的短片不是你真的很想做的話，可能你的機會是不適合你的。所以我覺得拍短片的時候真的拍你喜歡的東西，對之後的發展是很有幫助的。

聞天祥：你的第一部長片《一念無明》其實是有拿到香港政府類似我們台灣的輔導金，就是給你一筆錢去拍。能夠拿到那筆錢，跟你之前拍《三月六日》有關係嗎？

黃進：有關係，不是直接的關係。我們在金馬的提名得到了一些工作的機會，另外創作的機會，一步一步加起來。如果我沒有拍《三月六日》，可能之後的事情沒有發生。

聞天祥：偉豪，所以《狙擊手》跟《目擊者》這兩者之間類型的類似性，直白一點說的話，《狙擊手》那時候沒有讓投資人或任何人覺得你可以拍像《目擊者》這樣的電影嗎？

程偉豪：事實上好像真的還好，那時候《狙擊手》出去之後，尤其在台北電影節，當時在拍片的過程裡面，包括電影有沒有辦法維持生計這件事情，在當時都是一起綜合在思考的，甚至是患得患失的。《狙擊手》可能在影展上有一些成績之後，真正讓我有一些動力下去，那之後我就去當兵了，在那之前其實是還嚴重的滿患得患失，我當兵出來之後到底還能不能做這一行。那時候很鼓勵我的兩個很重要的就是張艾嘉，私底下有找我碰了好幾次面，鼓勵我讓我知道《狙擊手》有哪些很不錯的東西，她覺得我可以繼續下去的，另一個是瞿友寧導演。基本上我覺得最大是來自於這兩個導演的鼓勵，讓我接下來在做電影創作的時候可以更維持我想做的東西，其他的部分，《狙擊手》是沒有太多的幫助。

 

聞天祥：在座的朋友幾乎都看過台上三位導演的第一部劇情長片，而且很多人都是他們的粉絲。剛才蒐集了一下現場的提問單，很多都非常細的針對《紅衣小女孩》、《一念無明》跟《路邊野餐》，我甚至看了都有一些害怕，精緻到這樣的地步，我再綜合一下請教台上的三位導演。首部劇情片的誕生，一些機緣、努力、難關跟結果，可以跟我們談一下嗎？你們的狀態應該完全不一樣，我們私下其實各自聊過，比方說畢贛提過說本來要去當爆破員，並沒有要拍電影，怎麼樣回來拍，中間遇到哪些困難，後來這些發展。《紅衣小女孩》也是一個很奇特的例子，當年我們選了《紅衣小女孩》做為金馬影展的閉幕片，還曾經引發了一些爭議，史上第一次金馬影展選了恐怖片當閉幕，為什麼不行，後來證明我們的選擇是正確的。黃進的這個劇本本來就是為你量身打造的吧，因為編劇就是你女朋友。所以你們的狀態是非常不一樣，不能夠一概而論，請你們各自詳述一下首部劇情長片拍攝的經歷，對有心創作的人來講，你覺得最值得提出的無論是警惕或分享是什麼？

畢贛：我記得拍第一部電影不是那麼著急，因為我想先回家先工作一段時間，因為我也不太了解電影的行業是怎麼樣子，直到我有一個老師來到我家跟我媽說非要讓我拍電影，他願意掏出他的錢來讓我拍電影，我媽就急忙說為什麼有個陌生人來說這樣的話。家裡面他們就開始支持我，我跟我老師說三十歲再來拍，可能那時候心理素質好一點，但我老師說不行，說三十多歲的時候會特別的喪氣，因為你會失落會受到不公平，所以現在必須要做，然後就用幾萬塊錢開始拍。關於難關，我覺得在拍第一部包括這一部的時候，對我來說是一樣的，因為我處理每個鏡頭都很難，我每天拍電影只能拍一場戲，從早拍到晚，變化非常不同，所以難關我也盲目了，時時刻刻都在面臨，每個鏡頭都很難。通過第一部長片的結果就是，能有更優質的合作團隊來一起完成我美學上面的想法。

聞天祥：你怎麼確定或選擇《路邊野餐》作為你自己的處女作？你那時候只有這部可以選擇，還是有好多個案子、好多個你自己的想法，你選擇了它？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原因在哪裡？

畢贛：其實我會有很多想法，但我都不會去完善它，或者是把它寫成梗概去做。所以選擇電影，我這邊的每部電影，包括短片《金剛經》、《路邊野餐》到這部到去年金馬的短片，每部其實我的選擇都是要送給一個人，我的小孩或一個愛人，當有人我想要拍電影給他的時候我就拍。

聞天祥：所以《路邊野餐》的時候是要送給？

畢贛：祕密結婚的人。

 

程偉豪：拍《紅衣小女孩》對我來說是一個因緣際會，因為我一直把《目擊者》當作我的，甚至是設定一個目標，它就是我人生中第一部長片，它要是我的處女作，而且我要在這個市場上拍一部犯罪電影。籌資非常困難，就像剛剛說的，雖然拍了兩部短片，但碰到投資者還是說沒拍過長片，或是跟你講說，你告訴我前面一部犯罪然後有人性暗黑面的有成功的國片在市場上是哪一部。種種這樣的東西，所以在籌資上非常困難，可是自己又訂了那個目標不想要放掉。後來前幾年兩岸三地剛好很流行所謂的執行導演，就是實際上有現場拍攝經驗的。而且執行導演在內地是副導演的意思，其實在台灣形成一個很微妙的狀態，事實上他不只是副導演，甚至就是類似導演的工作，但他其實只是執行導演，因為檯面上的那個導演是比較有名氣的。

那時候本來要去做執行導演，很少人知道我在《紅衣小女孩》之前先接了另一個執行導演，就是OPEN將的動畫片。那時候嫚書有邀請我去做OPEN將，然後在同一個時期裡面，後來瀚賢，就是《紅衣小女孩》的監製，他們也要做《紅衣小女孩》這個案子的時候，也邀請我做，後來在考量之下，我就覺得說，恐怖片、類型片這件事情也是我曾經想過的新導演入門款，我覺得恐怖片跟犯罪電影本來就是新導演可以展現一些說故事、掌握氣氛或是用故事的方式小成本高娛樂的兩種類型，我就自我說服自己，我就去了可能會更感興趣的。在那樣的狀態下，我就去了《紅衣小女孩》的劇組當所謂的執行導演，最關鍵的其實是有處理劇本的能力，一開始其實他們碰到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導演跟編劇之間有劇本溝通上面的瓶頸，實際要怎麼影像化一些事情，或怎麼去建構一些該有的人物關係、角色情感，這些很大的溝通上面的落差，在這樣的狀態居中協調，我也先跟《紅衣小女孩》的編劇簡士耕先趕快處理劇本。

在整個過程裡面瀚賢一直在說服我這是一個嘗試，包括《紅衣小女孩》，包括這種類型片在這個市場上，他覺得新導演是可以有這個機會的，事實上以類型片來說預算也低嘛，剛好投資者願意嘗試這樣的類型，所以他覺得對我來說也是個機會，當然他其實自己搞不定原本的導演，走到後來我也發現我快搞不定原來的導演，確實是在溝通上面有很大的落差。後來就想了想，還問了一些導演朋友，他們就跟我講說，想一下要先有第一部電影長片人家就願意做你別的片，還是就繼續想辦法等到你一定要的，然後就繼續拍廣告、MV或其他的去維生，在維生的狀態下等到人家願意投你想拍的你再拍。後來想想就好吧，反正劇本也弄那麼久了，也快變自己的小孩，《紅衣小女孩》就在這樣的狀況下，後來就答應了瀚賢。

很快緊鑼密鼓的一路從14年年底，進劇組到拍攝，15年上半年就把影片拍出來，同年的十一月就上映，那對新導演來說是非常巨大的壓力，在那樣的狀態下趕鴨子上架，在自己很不滿意的狀態下讓影片出去。結果開始有一些迴響之後，就讓我覺得好微妙，因為同一年《保全員之死》也拿到金馬的最佳短片，《紅衣小女孩》在那一年年底上映，這兩件事情又幫助了《目擊者》。好像不是一定要等到什麼樣的卡司或故事，大概是這樣的狀態之下完成了我的第一部人生處女作。

聞天祥：這樣子卡位的狀態，其他的工作人員對你會有質疑嗎？在整個過程裡會產生障礙嗎？還是說剛好相反，因為你之前就以執行導演或是其他的身分進去反而更加協調？

程偉豪：事實上是這樣，因為執行導演通常比實際的導演在業界的經驗比較多，你接觸的實務甚至可能比較熟悉，加上當時瀚賢跟投資者算是立意良善，他們其實想要培養新的年輕的工作團隊，所以我們當時找了非常多都是很新的工作人員。我給的空間滿大的，我覺得盡可能的討論，所以這一塊倒是還好，反而向心力滿強的。那時候其實環境非常差，製作預算等等，大家反而有一種革命情感，在這樣的狀態下大家就是齊心去做出東西來，那反而是一個很愉快的拍攝經驗。因為是我的處女作，那個純粹性雖然是拍類型商業片要面對市場，但是那個第一部電影的純粹性我覺得那時候還是有體驗到，這是我覺得最開心的地方。

 

黃進：我的經驗是，我們去拍《一念無明》之前是完全沒有準備拍長片，我們想像的可能沒有那麼快。之前我的編劇還在莊文強的工作室做他的編劇，我那時候在做什麼我也忘記了，中間我們在杜琪峯的公司做另外一個短片，還是沒有想像要這麼快做一個長片。而是因為有政府的資金，然後我的老師叫我們去參加，突然之間就覺得好吧就試一下，在一個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逼出來的，後來我也想你永遠也不會準備好的，每一次都是有一點逼出來的對不對。我們的劇本寫了兩年才拍，我自己最大的困難就是我的狀態的困難，因為我們拖了太長的時間，寫了兩年拍只拍了十六天，因為沒錢。我自己剪了差不多一年，沒有很特別，就是我剪得很慢，就是我對著東西太長時間，我的判斷不好，還有很多情緒在裡面不客觀，可是我又不喜歡別人剪我的東西，所以我一直剪，剪到一個黑洞裡面，一直剪也沒有剪得很好，很失落的狀態，之後有很多人的幫助才真的剪出來。

其實也沒有很特別，我自己的經驗就是，我拍過短片，可是拍長片的時候狀態很重要，你相信的東西在做的時候有沒有真的還相信，你面對困難的時候有沒有困惑的地方，我們做了這個東西四年，四年裡面你還有沒有一直在相信這個作品、愛這個作品，其實是很困難的事情。拍完上映之後我完全不想看，導演都是這樣吧。去影展放的時候我一定會走開，我坐著看會吐的，之後我的策略就是我要練習怎麼樣跟他保持一個，還愛著它可是有一點距離的狀態，還是很客觀的做判斷，可是你還是很愛它，這一個很古怪的東西，我想導演跟電影的關係就是這樣。

聞天祥：你這樣子一講我終於理解金馬學院開學的那一天，你跟台灣的剪接大師廖慶松的對話是什麼道理，廖慶松看到黃進導演的第一句話就是說，我很喜歡《一念無明》的剪接，他就說我討厭死《一念無明》的剪接了，原來是說他自己，陷入到那個黑洞裡有一年的時間。我相信提問的朋友應該有言外之意，好奇的應該是，就第一部長片來講，像畢贛找了同學、朋友，甚至自己的姑丈來演他的電影，偉豪遇到的是一群新進的工作人員，你不是啊，你遇到的都是非常資深的人，會不會被其他工作人員或前輩質疑不信任，該如何解決和克服這種狀況？因為你是新人。

黃進：我想這個是新導演一定要面對的事情，你拍第一部電影的時候，有很大的機會跟你一起工作的人比你有經驗，如果別人沒有經驗的話可能更有問題，所以這對我來講是一定的。我覺得一個新導演，我自己覺得他們還是很尊重我們，我跟編劇，可能第一個原因是，《一念無明》跟別的香港電影有一點不一樣，說的題材、拍的方法、講故事的方法有一點點不一樣，要求的戲劇性有一點點不一樣，所以他們還滿好奇我們要怎麼做。比如說如果我們要拍另外一個很商業的，可能我們已經看過好多遍的一種電影，演員可能曾志偉大哥就很多想法，因為他是很厲害的演員，也是很厲害的導演，他一定有一百個方法去拍一場戲。可是《一念無明》對他來講，如果你們花了兩年的時間去研究去寫劇本，你們對故事有一個很特別的方法去講，他比較想知道我們想要怎麼講。

我覺得我們雖然是新人，可是在合作裡面，我們權力的來源就是這個東西是很特別的，不是另外一個人能做的，所以你們都想要聽聽我們想要怎麼做。我不是說我有什麼資金，我不是什麼很特別的一個人，可是這個地球上最了解這個故事的就是我跟編劇，所以所有東西還是問我們，就這樣。我覺得是一個很簡單也很重要的道理，如果這個東西只有你才能拍出來的話，那其他人都會很尊重你的想法。

聞天祥：他們有沒有事先就感覺到演出你的作品是有得獎跟入圍的希望？

黃進：這個我不知道。曾志偉大哥跟余文樂是很不同的演員，曾志偉大哥是個演出技術很強的演員，也是一個導演心態的人，所以他很了解我要什麼，我在想像什麼他就配合。余文樂是真的把自己變成那個角色，在很痛苦的狀態下完成作品。因為那個角色是很消沉的，然後拍攝時程休息的時間不多，他壓力很大，真的是很消沉的狀態，他跟那個角色連在一起了，我是很感謝。我的工作有一點就是要找到這兩個很不同的演員的平衡狀態。

 

聞天祥：這個問題很有趣，可以倒回來回答，提到導演跟演員之間的關係。偉豪你現在三部作品，每部作品的演員都會入圍金馬獎，即使你拍攝類型片，你可以談一下你跟他們的合作狀態嗎？他們有質疑過你做為一個新手導演的能力嗎？

程偉豪：我覺得可能跟剛剛黃進導演講到的有關，譬如說《紅衣小女孩》不一定全世界只有我做得來，但是在拍每部電影的時候，因為你是導演，你有進入到劇本裡面，你對於故事的走向跟你想要的風格確實是你最了解。我覺得最幸運的是，在台灣整體的製作環境都是艱困的狀態之下，除了工作人員很吃苦耐勞，其實演員們也都很懂這些東西，瑋甯也好、凱勛也好，這些合作過的一線演員，他們進來的時候就會回到演員的狀態，這也可能是我最初決定要選擇他們的原因，一碰面他跟你聊的就是角色或是排場，有哪些東西要注意，在這樣的狀態下，不管是《紅衣小女孩》或是《目擊者》，他們看過當時的劇本，他們帶著一些想法跟你討論的時候，我覺得那一刻基本上只要你準備夠充分，你跟他對談起來的火花或是化學效應在那一刻應該就開始啟動了。

我覺得自己還算幸運的是碰到一群以演員為本位而不是以明星為本位的台灣演員來合作。在這樣的狀況下，不管是拍《紅衣小女孩》或是《目擊者》，自己也很追求一個所謂的寫實跟說服力，因為我自己一直很怕類型片變情節導向，裡頭的角色關係或情感相對薄弱或表面，表演上面很浮誇或很表面的時候，去服務一些事件的情緒反應的時候，那個沒有層次的狀態很可怕，讓你整個故事顯整個類型片更加的表面到最極致，這樣的狀態下在追求寫實和說服力就要花很多時間跟演員溝通，他們也願意花時間溝通之外，演員到後來比導演更認識更能掌握，比我更了解那個角色。

基本上到現場之後，我自己覺得從前期，像《紅衣小女孩》可能因為恐怖片不一定每個人都可以碰到鬼，所以我們事前安排了一些上課，劇場相關的一些課，讓現場可以進入狀況，《目擊者》的時候因為沒有鬼，都是人，比較接近我們社會，在這樣的狀態下，大家前面的讀本、聊角色，裡面的想法，甚至加入演員的想法後去調整劇本，這些東西都非常有幫助，到現場把他們丟進去實際真的被呈現出來的那個環境跟氛圍的時候，每個演員其實都已經準備好了，一開拍就是去抓你覺得最好的那一刻。不好的時候，可能牽涉到劇情上、類型上，或是懸疑、推理的時候，你其實要佈一些煙霧彈，請他幫你多做一點點線索在表情上，這樣的東西再去做一些微調，這樣做整個片子的拍攝，其實就是照這種方式。《紅衣小女孩》的瑋甯也好、《目擊者》凱勛，開始有這樣的成績之後，我就更覺得之前哪些做法是更讓我覺得有信心，而且後來會想要延續下去的，也希望未來面對到像是余文樂或是曾志偉這種影帝級的，或是一線的國際演員的時候，可以更保持這種狀態，也更挖掘出演員自己本身具備的本質在類型片裡面。

   

聞天祥：畢贛的經驗應該是最極端的，你的第一部片找姑丈演、找弟弟演。你幫我們拍的短片也是，家人跟鄰居就可以構成。那你新片的卡司那麼驚人，已經不是十萬八千里可以形容當中的差距，你怎麼平衡過來的？還好嗎？跟我們聊聊這個方法怎麼辦。

畢贛：挺好的。我也沒有方法。我會跟他邀很多時間，大概半年，提前很久讓他住到我外婆家去。他在我外婆家，在一個山腳下住了兩個月，什麼活也幹不了，就每天在那邊曬太陽，住了兩個月之後我們再開始聊電影。因為我的變化很多，跟張姐不斷地去維持某種張力，她知道我變了，知道我變到哪個地方去了，末期會帶來信任感。然後跟湯小姐的話很像朋友，每場戲都會敞開討論，我可以不用把我的想法告訴她，我就先問她，我每次都先問她是怎麼想的，問完了以後她去到片場原來是這個樣子，她會覺得提問那些可能跟片場沒有關係，但是演的時候就會發現有關係。

聞天祥：聽起來好有學問，敞開來討論，好像開武林大會，要各使出奇招的感覺。

畢贛：希望他們出主意。總體來講，我是希望他們維持職業演員的效果。

聞天祥：那遇到非職業演員呢？

畢贛：其實選擇非職業演員，不是因為那個人演得有多好，是你有多了解他，這是選擇非職業演員重要的關係。不是說這個人長得像明星，他漂亮，比如說我姑丈、小姑爹，我足夠了解他，然後他的歷程足夠複雜，而且他不怕鏡頭，這樣就可以了。

聞天祥：所以你把小姑爹當梁朝偉用，那樣的概念。我發現有個非常有趣的朋友，他不關心程偉豪，因為《紅衣小女孩》跟《目擊者》在台灣都已經回本了，他很關心《路邊野餐》跟《一念無明》掙錢了嗎？這兩部片有回本嗎？

畢贛：其實在大陸上映藝術電影票房很差的。沒虧，比我們預期要好太多了。

聞天祥：其實在台灣的票房就藝術電影來講已經算是非常不錯了。

畢贛：他們跟我說還可以。沒有虧錢，但沒有賺那麼多錢，挺體面的。

聞天祥：這個回答漂亮。那《一念無明》也體面吧？

 

黃進：怎麼講，很複雜。《一念無明》得成本是兩百萬港幣，

聞天祥：所以很容易體面，是這個意思嗎？

黃進：很容易就不會虧本，我們最後在香港大概收了一千七百多萬。可是因為演員沒有拿，所以就還他們，對演員來講他們還是虧本，因為他們是很大很大的演員。我覺得也不是體面，就沒有那麼不好意思吧。

 

聞天祥：這也是今天很多來到現場的朋友特別好奇的，在首座成功後三位導演的發展，其實剛才已經先聊了一小部分。你們可以透露多少就透露多少吧，畢贛《地球最後的夜晚》的進度，黃進有在準備新作嗎？除了來我們電影學院貢獻以外。程偉豪《紅衣小女孩2》跟《目擊者》加起來入圍了八項的金馬獎，之後的計畫除了一開始大概說的一些些，還有沒有什麼更具體的可以在今天告訴大家？

畢贛：我就是在剪輯的過程當中，剪輯的過程很漫長。

聞天祥：不要像黃進一樣一年，拜託。

畢贛：一年是很正常的，差不多。我的習慣是一邊剪輯，留幾場關鍵的鏡頭不動它，等到一個剪輯的過程裡面，我現在的過程就是在等待，剩下的都是秘密。

程偉豪：我現在自己處理自己寫一個帶有人格分裂、大腦、DNA、RNA相關的輕科幻、軟科幻，不是像是《星際效應》接觸外星人或外太空的這種硬科幻的片子，它是比較輕科幻的，聚焦在幾個人物上面的犯罪電影，然後也是帶有懸疑跟推理的一些情節在裡頭，現在正在處理劇本的階段。

聞天祥：可以透露它是個合拍或是？

程偉豪：它基本上應該會是一個合拍片，因為現在內容上是訂在台灣，希望自己接下來的案子製作上可以多一點在台灣。

聞天祥：發生在台灣的科幻片。

程偉豪：但是它裡面也牽涉到一些內地、大陸的角色，大概是這樣子。

黃進：現在編劇在寫下一個劇本，我們大概的計畫都是，應該都是我就拍他寫的，他也只寫我拍的，所以我就等他了。因為下一個比較複雜，有很多研究要做，所以他還在寫，應該要寫滿長的時間。跟《一念無明》有點不同，可能有一點點懸疑，有一點點類型片的成分，可是我們還是很想做。看起來好像是一個類型片、商業片，可是裡面還是講我們想講的東西，我們覺得有意思的東西，希望能夠我們講的東西有最多的觀眾能夠看到。

 

聞天祥：有一個很奇妙的問題，我剛才在休息室偷偷先問了一下黃進導演。我看了這個問題，覺得這個人未免太了解你，如果其他兩位導演有類似的狀態也可以回答。養狗或養貓對創作真的有幫助吧？特別針對你，有人對你了解到如此的地步了。

黃進：我養兩頭狗，大狗，兩個都是領養回來的，之前過著很不好的生活，有一個人救了牠們回來，我們再開始跟牠們一起生活。我不知道，我在香港看到比較創作的人通常都養貓，對吧？貓的性格是很不好的。

聞天祥：我覺得侯季然有一種被罵到的感覺。

黃進：牠不理你啊，可是又要你理牠，可是牠不會理你的。狗就相反，比較直接、比較有愛的。可是因為我跟我的編劇已經是很像貓的人，性格不好，再多一個貓就很差的狀態，所以我們養狗。

聞天祥：但是狗對你們的創作有幫助吧？

黃進：其實沒有。就是很不順利的時候，你看見牠就多一點愛吧。

聞天祥：在情緒上有幫助。

黃進：牠的愛是無爭的。

 

聞天祥：另外兩位導演有需要補充嗎？有另外的問題要特別針對畢贛導演，你認為什麼樣的題材適合一鏡到底？這顯然是看了《路邊野餐》四十分鐘的鏡頭，所有題材都適合一鏡到底嗎？

畢贛：對啊，比如說《目擊者》說不定也適合。

程偉豪：我事實上有想過《目擊者》每一場戲都要用一鏡的方式拍，最客觀的方式，觀眾就像是目擊者一樣看每一場戲，但後來就選擇比較商業的方式，但我曾經真的有動過這個念頭。

畢贛：我它就是一個手段，可以被應用到任何電影，而且一鏡到底也不重要。

聞天祥：所以你下一部片也應該會這樣子用吧？秘密？

畢贛：是。

 

聞天祥：另一個問題講到說，新世代的導演們理論上來講，應該是熟悉網路社群的，也會去利用網路社群，無論來做個人的經營或者是影片的行銷宣傳，是嗎？是這樣子的世代，這樣子去運用嗎？畢贛你一副好像是隱居在山上，沒有使用網路的感覺。

畢贛：我使用網路來下載電影，除了這樣的話，就跟朋友溝通以外，正常的那種社交媒體我不太用。

聞天祥：所以你不經營自己的粉絲頁？

畢贛：沒有什麼粉絲都是朋友。

聞天祥：有啦，他有收e-mail，所以我邀他的時候第一時間就有收到。那偉豪呢？

程偉豪：因為是商業片所以這塊使用比較多，但其實我個人不會使用，就是宣發單位或行銷團隊他們會去用這些東西推廣電影。我比較注重隱私，沒有個人粉絲頁，有預告出來的時候就是貼在自己臉書上跟朋友分享而已。

聞天祥：你的影片，像《目擊者》、《紅衣小女孩》當然都會透過網路、臉書或其他的社群媒體去跟所謂的預期的觀眾做各式各樣的互動，無論是遊戲或是訊息這些散布，你會被要求要在裡面去當一個提供點子的人嗎？還是只需要被動的同意？

程偉豪：我自己對於這一塊，因為以前在大學其實是學行銷公關，所以對這一塊沒有很陌生。做這些案子，行銷跟宣發團隊都算是很尊重導演，所以這些東西出去之前他們都一定會跟我討論，甚至海報出去之前，任何東西有一個初稿的時候，也都會邀請我在群組裡面一起討論，很多想法大家都會給予，但事實上我覺得還是尊重他們商業市場的考量，或是影片在接觸目標觀眾的考量，他們去做最後的決定。

黃進：我不知道在台灣是怎樣，在香港我覺得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現在好像做傳統廣告的成分比較小了一點，網路上的多了很多。比如說《一念無明》是香港一個很厲害的發行團隊，叫Golden Scene，他們很會用社群媒體，他們也很尊重創作者、電影團隊的意見，所以大家一起溝通計畫，譬如說什麼時候發什麼東西、發的內容是什麼。我們中間做了一大堆，現在流行一個square，一個圖裡面可能是一句對白之類的東西。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做論述的東西，他們很認真就去決定什麼時候出哪一個，譬如說剛開始觀眾了解這個東西跟中間他們比較有討論，到最後有一些已經很喜歡這個東西的人，給他們看不同的東西效果也不同。他們做了很仔細的計畫，我想對《一念無明》的幫助是很大的，至少在香港。

 

聞天祥：比方說我們今天做這個論壇，這個場地在台北已經算很大了，這邊有四、五百個朋友可以在這裡參加，可是透過網路的直播是有更多人一起看，雖然不能一起互動。我要提的例子是說，我們請黃進來當金馬電影學院導師的時候，當然考慮到的一個問題是，因為他是我們第一個邀請的非台灣的導師，所以在溝通開會上面會產生距離的困難，幸好有網路。我們在選學員的時候，因為有好幾百個學員得挑，經過一層一層的過濾，最後兩位導師是透過網路去搶學員。我記得在開拍前，你跟學員也是透過網路討論，透過視訊去討論劇本。

黃進：可是是不行的。

聞天祥：這個還是要當面吵架。

黃進：對，差很遠的。

 

聞天祥：談到網路還有一個問題，其實也是讓我覺得既期待有時候又覺得很困擾的事情，你們也會有感覺到，就是網路評分的問題，網路的意見。像我剛開始出道的時候，開始寫影評的時候，所謂的影評一定是以文字的方式出現，大部分的影評是平面的媒體上，印刷的方式出現，因為形式的關係，所以佔有地盤的人是少數，很有可能你就是這個世界上或這個地區第一個看這個片子的人，你的評論可能就是第一篇意見，它的影響力是很大的，當然如果你是一個很壞的意見，可能是另一個很壞的影響力。現在人人都可以發表意見，尤其透過網路傳播的速度更快，所以人人皆可以是影評，人人都可以評分。我們現在看到所謂評論家們的文字也被網路化，我們看到更多的，像是IMDb、豆瓣或是Yahoo，有很多是打星星也好，或是寫一到一萬字都可以，各式各樣的方式給予一部電影意見。問題是，這些意見有的非常真誠，有的意見就是屁嘛，我講得比較粗一點，它民主但不見得公平。

作為創作者，每部作品都是心血，當你在看到這些東西，或是這樣子的傾向出來的時候，比方說當IMDb或爛番茄的指數好像產生一些影響的時候，你們自己怎麼看待這件事情？需要調適嗎？還是對你來講就雲淡風輕，還是它確實會成為你調整下一部作品，或是後來宣傳、發行的參考資料？我倒想先聽程偉豪講看看，因為你已經有三部作品，這個有沒有影響到你？

程偉豪：會，我覺得是滿好的東西。尤其因為剛好自己拍的三部都是比較商業性質，比較重的類型片。我自己也覺得類型片對我來說，不管哪一種類型片，其實裡面跟觀眾互動這件事情本來就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所謂的商業片，就是你會比較希望去獲取或想要試圖跟比較大眾一點、普羅一點的觀眾溝通，這些所謂的評論，就會變成一般觀眾的評論比影評的評論更需要去參考或了解。即便他說《紅衣小女孩2》看了哭著走出來，都是一個我覺得可能可以參考的評論，這些東西會回歸到我們一開始在設定某些角色，或是某個劇情的走向，走親情、溫暖或哪些路線的時候，它有沒有啟動的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或者是他們評論不管是演員的表演或角色的深刻度，或是劇情裡面懸疑的情節，或是導演背後羅生門的狀態造成怎麼樣的事件，所以角色背後過去其實怎麼樣，之類的這些東西，就是你在閱讀的過程會更清楚知道你在掌握一個類型片，而且通常是比較複雜的劇情的時候，你會更清楚知道說從劇本階段到影像化之後電影完成，那個你實際設定的落差跟觀眾的差距有多遠，哪些是你真的有做到的，哪些是現階段一直都還做不到的，那個對我來說確實是滿大的一個一直進步的很重要的動力之一。當然也會看到很多純粹的謾罵也有，反而他越純粹謾罵，我也可以回到越純粹的方式選擇要不要聽，我就覺得那種東西是一種很有趣的互動，自己跟觀眾默默的互動。

聞天祥：你不太容易被激怒嗎？

程偉豪：好像還好。因為我一直相信電影有一件事情，不管你是作者，藝術或商業電影，作者已死這件事情，在你完成後人家要怎麼去詮釋都是觀眾的權利，不管是影展的觀眾或是買票進戲院的商業的觀眾。基本上作者已死的狀態之下，你現階段幫電影做到最大的加分或努力所產生出來的結果，就是會有很多不同的詮釋，不管是不是過度詮釋，但是你只能回到觀眾的立場去聽他們怎麼講，其實不太會需要去有很大的情緒。

聞天祥：畢贛呢，你的經驗是什麼？我覺得你的狀態又更特別，因為很多人看到你的片子是在你得了很多獎以後，那個狀態又有點詭異，等於說大家對你的標準是先拉高到很高的程度。當然你的作品是很高的水準，但是跟一般的新導演作品來相較的話不太公平。因為你已經拿了金馬獎，又拿了盧卡諾的獎，又拿了南特的獎，你的片才上映，大家就會開始覺得這應該要是怎樣怎樣的電影才對去看你的電影，他可能就會開始挑骨頭，或指點你這裡像誰、那裡像誰，這些言論對你來講會有影響嗎？

畢贛：我覺得是好事，比如說有人說《路邊野餐》粗糙，那這次我就不粗糙了，他說的沒錯。他挑骨頭我覺得是好事，因為我也想讓別人挑，在創作上會比較有自信。從學校做作品開始，每次我拍的東西都比較詭異，都會引起別人爭執、吵架、謾罵，兩個陣營之間相互打來打去，所以我很習慣。也很習慣看過我的電影以前學校的同學，過了兩、三天打電話過來說那個短片我看懂了。所以我覺得我們一直在強調做電影是個時間的過程，我也想強調電影跟觀眾也是個時間的過程。但如果罵髒話我就會罵回去，如果是挑骨頭，那怕是有再不同的意見、再不好的意見，都得有個時間的過程。我的經驗很多啦，哪怕《路邊野餐》也是，有的人會很討厭，但他過了一段時間後就覺得還不錯。對我不會有什麼影響，因為他們對我也不太重要。

聞天祥：我之前看到一個報導，一個大導演他對於這樣子的網路評分感到憂心，因為他認為說這樣子的評分成為一個作品最後評價的指標的話，也許有人認為他杞人憂天，就是會影響到大家對於電影藝術的想像力，跟投資的膽識會因此而受限。當然這只是他的擔憂，他認為這個東西可能會讓某些更突出的意見就埋藏在太多的平庸裡面，講平庸可能有點太過份，但可能在一些不理性或是隨意丟出來的聲浪下就被埋沒掉了，但你不擔心這個？

畢贛：對。

聞天祥：那黃進呢？你算是三個導演當中的重症網路使用者，你會特別在意這個部份嗎？

黃進：我跟其他導演想的也差不多。雖然可能評論不一定是很專業的，可是觀眾就是不專業的，你不能夠期待每個觀眾都是很專業的影評人去看電影。如果你的電影是要拍給什麼人看的話，就一定有不同的人，最多的人就是比較普通的人對不對，不一定要寫三萬字的東西，可能就一兩句，可能他一個心很有感受，可能他就記了一個對白，可是這對我來說還是很重要。我自己相信如果電影是個溝通的話，那你不能夠不理解你想要溝通的對象，可是不等於你一定要照顧他，就是你要理解。你發現原來這樣拍他會看不懂，那下一次如果你要他看不懂你就這樣拍，就是了解一下他們是怎麼樣理解電影的。比如說，這裡我想要他看懂一半，那應該要怎麼樣，我想要這裡完全明白，我應該要怎麼樣。還有就是不斷去驗證自己的想法跟觀眾理解的有沒有落差，你要去了解觀眾，你才能夠知道，你想要他不喜歡的時候應該怎麼做，你想要他喜歡的時候要怎麼做，你想要他看不明白的時候要怎麼做，你還是要知道。不一定要拍他喜歡的東西，可是你要知道你的對象在想什麼是很重要的，是導演的責任我覺得。

聞天祥：但大部分的時候，你們還是堅持做你們想做的？

黃進：也不一定，你要知道你的溝通在哪裡。就是我可能可以接受有三分之一的人看不明白，那我就做這個事情，還是有一個邏輯在裡面。

聞天祥：所以畢贛你是可以接受三分之二的人都看不明白？

畢贛：我可以接受全部都看不明白。自從《路邊野餐》以後，我發現其實有很多人在捍衛電影藝術、捍衛我，我沒有在憂慮這個事情。很多人說評論特別不好，但另一部分，相反那些在角落裡面的人，他們擁有一定的評論話語權，他們在捍衛我、捍衛我的電影、捍衛今後未來的電影藝術，所以我不太管這個事情。

 

聞天祥：其實作為一個觀眾我得承認，我自己有時候也會在多看幾遍以後，或者是多年以後才突然看懂一部電影的某一個剎那。有時候是受限於自己的電影經驗、閱聽的視野，有時候是生命的經歷加強或局限了你對於影像或是內容的感觸，所以其實給作品多一點機會，某些時候是給自己更多的可能。剛才我們有問了導演幾個各自的問題，我漏掉了一個粉絲特別要問程偉豪的，他說《目擊者》裡面用膨風茶作為循線破案的主體，為什麼一定要用茶作為劇情串接的主要關鍵，這個茶有什麼意涵？你對茶為什麼情有獨鍾？

程偉豪：《目擊者》當時在發展劇本的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線路是要尋找徐愛婷，柯佳嬿飾演的那個角色，需要透過一個比較特殊的道具循線找到她。在整個發展過程裡面，我一直在找一些我自己覺得台灣該有的一些元素，一個獨特的東西放在類型片裡面會不會有趣，那個接地氣的東西會不會抓得更緊。在《目擊者》裡面我就找到茶這個東西，因為在台灣，茶文化就是所謂的｢喬｣文化，喬事情的喬，所以在很多場合裡面都會碰到茶。像裡面就直接呈現了鄰里之間，像雜貨店阿公阿嬤在喝茶聊天，或是像在警局裡面，你到每一個警局，岔開來分享一下，李淳算是abc，是國外回來的孩子，他就對我寫在劇本裡面這件事情的文化一直很好奇，我們那時候去很多警局做田調，他真的看到每一次到一個警局裡面，所有招待我們的警察就真的把泡茶用具拿出來，甚至杯子上面還刻著自己的名字，你就知道那個常態性，他才突然發現茶文化在台灣的任何場域裡面，只要是有人際關係的場域裡面基本上都會拿出來。

本來設定凱勛飾演的小齊，社會線記者是透過人脈去查案，這個狀態之下我覺得茶的設定就會變得很重要，然後茶的設定如果又可以扣回去徐愛婷，變成一個關鍵道具的時候，我是不是還需要再提煉出一個更特別的茶。其中一個編劇陳彥齊，就是《保全員之死》的原文作者，他本來就有在喝茶，我們要找單價比較高的才會特別，比較少人會買的，後來就找到新竹北埔的東方美人茶，東方美人茶現在連7-11都買的到，但是新竹北埔的是最高等級的。因為在劇情設定裡面徐愛婷大隱於市，有一個這麼大隱於市可是卻可以定期購買這麼特殊的茶，就會變成很像是一個線索，我們就把它當作一個特殊道具設計了進去。後來更決定要用東方美人茶還有一個關鍵，因為東方美人茶在台語俗諺裡面是｢膨風茶｣，更雙關可以去呼應《目擊者》想要講的，就是講謊言這件事情，｢膨風｣在台語裡面指說大話。這個東西就讓我覺得扣得更緊，最後就決定用東方美人茶貫穿整個電影。

聞天祥：這麼複雜。我的意思是，離開台灣這個語境之後，這部片子在其他地方放的時候，是不是都有人不懂茶在這部片子裡面的意涵，你有遇到這樣子的問題嗎？

程偉豪：好像還好。因為之前《目擊者》之前不小心流出去，有些資源在網路上，後來看豆瓣的回應都滿好的，目前感覺好像還好。

 

聞天祥：這個問題有點私密，我不知道該不該問，自己決定適不適合回答。自己寫劇本跟和另一半一起寫劇本的優缺點在哪裡？

黃進：跟我的編劇寫的好處就是寫得比較好，因為他寫得比我好。其實寫劇本是一個很痛苦、很孤獨的過程，兩個人的話就比較多一點靈感。比如說，我跟他一起創作的時候都是他寫其實，因為我跟他很了解對方，譬如說如果是個工作，如果是別人給你寫劇本的話，你的態度跟跟你生活的另一個人去寫劇本狀態是完全不一樣。如果是為了工作的話，可能有些地方你就放棄了，他想要這個東西，他是導演，那沒關係，你要拍你想要的我就寫給你，可能比較客觀理性一點點；可是如果是自己的東西，我們兩個人住在一起，我們這個劇本真的跟生活連在一起，就會非常坦白。非常的坦白可能是很麻煩的，可是最後還是很重要，就是你把你想要的東西、你相信的東西做到最底。因為沒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因為我要做好這個東西而已，就不一樣。我自己覺得這個關係是很特別很重要的，我跟我編劇的關係是生活不是工作，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不是做一個工作，就是真的做一個安穩的狀態。

聞天祥：另外兩位跟你們的製作人或編劇有如此密切的聯繫嗎？你們的關係有這樣子的緊密或緊張嗎？或是剛好相反，成為被牽制的對象？

程偉豪：自己的三部電影都在編劇裡面諜報環生，因為最後都會很確定是由我來拍，所以基本上主導性就會比較強一點。但是我覺得我碰到的這幾個合作編劇，我覺得收穫最大的反而是，我覺得編劇最好是兩到三個去做，可能因為我自己設定是類型片，有時候一個人去寫一些東西的時候會有一些侷限性。《紅衣小女孩2》除了士耕之外，因為我知道我們是個女性電影，就找了一個女性編劇進來多一個聲音，最後甚至是有點類似用民主的方式互相討論，我覺得這樣的走向比較好。那個過程會很激烈，可能比較沒有辦法生活，最多就是大家累的時候會有個共同目標就是吃個鹹酥雞，大家紓壓一下，一些飲食的方式。其他的話其實就是大家會很目標導向，確切地想要往某一種親情或溫暖路線，恐怖片的話可以怎麼走，往那個方向去努力，那個激烈的爭辯都是來自於內容本身。

聞天祥：畢贛呢？我知道你不僅止於工作啦，都已經成家立業了。

畢贛：我太太是我的美術，之前的電影美術，因為有小孩的關係這次的美術就跟其他人合作。

聞天祥：那太太會忌妒？

畢贛：她沒有，其實她會覺得很累啊，覺得我很挑剔，心理負擔會很大。在編劇上因為我一直以來都自己寫，特別的孤單，挺渴望有個編劇。

聞天祥：有人看得懂你的劇本嗎？

畢贛：我的劇本很好懂。

聞天祥：所以你渴望有人跟你一起合作寫劇本？

畢贛：當然。這次之後想找一個聯合的編劇一起創作。

聞天祥：你這句話一傳播出去，明天有上萬名來報名了。

畢贛：一個人寫作我能把我很好的部分做出來，但是有很多侷限，很多人生的侷限、性別的侷限。

聞天祥：但是你不排斥，像是程偉豪走的那種類型的方向？

畢贛：我不排斥，我覺得一個好的編劇可以駕馭很多種類型。因為在他手上這個東西不是一個商不商業的問題，是能不能吸引觀眾的，我希望能夠討論這部分。

 

聞天祥：我們在網路上面有收到一個問題，挺有趣的，想問你們，有什麼想拍但目前不敢拍的？

黃進：是題材嗎？

聞天祥：對。不一定是禁忌，或者說是能力，你想拍但是目前你不能去拍的。

畢贛：我想拍科幻的。

聞天祥：那剛好合作一下。

畢贛：但因為科幻涉及到建立那個宇宙，挺複雜的。

聞天祥：其實你去年幫我們拍的短片就挺科幻的。

程偉豪：我目前想拍不敢拍，我拍完《目擊者》後比較怕會拍到爸媽會...。拍《目擊者》的當下我想說慘了一定要騙我爸媽上映的時間，沒辦法讓他們知道內容。這種所謂比較血腥暴力、情慾尺度高的，我現在還是會有點緊張，雖然想要拍。唯一一個會緊張的就是怕爸媽看到，所以接下來挑戰到這個東西的時候會盡量避免他們看到，他們其實會是我的一種壓力，坦白講。因為他們就會很關心兒子的狀態，他們可能沒有去看，可是親朋好友去看，就說你兒子怎麼拍，太血腥了有點變態。

聞天祥：所以你爸媽沒有看你的這三部作品嗎？

程偉豪：基本上我都不太敢給他們看，我跟他們說不用看，那是給年輕人看的。

聞天祥：你確定他們沒有偷偷去看？

程偉豪：我爸有偷偷在MOD看《紅衣小女孩》，他說親情的部分算滿自然的。

聞天祥：算是好評啊。我還以為你爸會跟你說他真希望他是黃河那個角色，可以被徐瑋甯拯救。那黃進呢？

黃進：簡單來說，就是太大的先不要拍，譬如說科幻的東西、歷史的東西，很大的東西可能就現在不適合拍，要鍛鍊多一點。

 

聞天祥：所以台上的三位都有想拍科幻片的慾望跟傾向，找到可以合作的方向。另一個想問的是說，你們遇到瓶頸的解決之道是什麼？這有點像養生節目問的問題，你們創作遇到瓶頸的解決之道是什麼？黃進是跟狗玩嗎？

黃進：瓶頸就剪接。我也不知道，我在剪接的時候，有困難的時候，都是我的編劇跟監製在幫我。我跟編劇工作的方式是這樣，他寫的時候壓力很大，我在後面一點點，我不用寫我就客觀一點點；然後我拍的時候我就很不客觀，他在後面客觀一點點，再告訴我怎樣拍不好。我很相信他，因為我知道他站在我後一點點，沒有跟我一起進去那個東西，就像鐵達尼啊，如果鐵達尼那個男的跟女的一個在上一個在下，交換的話會活得比較久一點，大概這個意思。剪的時候我情緒很不好，他在後面看覺得真的不行了，他給一些意見，因為他是編劇，他很了解這個故事，他會告訴我哪裡走歪，因為他最清楚。我比較客觀他比較大壓力的時候，我也告訴他可能不用這樣這樣之類的。我的監製也一樣，在拍攝的時候，沒有影響我的決定，他在後面去看，盡量幫我處理創作以外的事情，在剪接的時候他就給我很多意見，把我拉出黑洞。可能他提出一些跟劇本本來的設定不同的一些想法，在剪接上很有用，我因為對著這個東西太久了，我沒有那個想像，一定要做我之前想要的東西，可能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聞天祥：他們永遠有一個人是站在後面一步的。那偉豪呢，你的解決之道是什麼？

程偉豪：如果是寫劇本的瓶頸，其實真的就是先擺著，去做捷運或是騎機車，因為常常是在流動的狀態下會突然想通一些東西。瓶頸在整個製作過程裡確實會一直碰到，後來發現我是一個很喜歡去聽意見的人，所以我可能也有很多另一半，用這種心態去得到我想要的。譬如說，在某幾塊剪接上或劇本、拍攝上碰到一些一直沒辦法很客觀的狀態，我就會給人家看，看我的東西，去聽各方意見，發現這才是真正重要的，去企圖解決那個瓶頸。我滿常使用這個方式去面對類型片創作的每一個階段，幾乎都是劇本給很多人看，拍攝完後定剪之前，我三部電影都會特別找沒看過劇本的跟看過劇本的業內的人，辦一些試片，看完之後他們給回饋，才知道我達到了什麼沒達到什麼，有什麼很嚴重的問題去做調整，然後再去做定剪。大概我自己面對瓶頸的作法就是多聽大家的想法。

畢贛：也沒有那麼多人在我後面，另一半也沒有那麼多。我睡一覺就好了，很辛苦的，因為沒有別的辦法，只能等待睡個覺起來。

聞天祥：就好了？

畢贛：不好的話再睡一覺。

聞天祥：有一個問題可能沒辦法請台上的導演們回答，有人希望可以談一下今年金馬獎的入圍影片。畢贛都關起來拍《地球最後的夜晚》，所以沒有看到任何金馬獎入圍影片，偉豪今年兩部片有八項入圍，不適合談，黃進被我們關起來一個月在帶學院也沒時間看，本人也不適合談，這個問題就跳過。剩下的單子幾乎都在問同一個問題，如果他們想做電影的話，你們給學生也好，給新人也好，你們會給他們的建議是什麼？聽起來好像有點八股，但是你們覺得有什麼最實用，或最想告訴大家的，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畢贛：我覺得第一個就是練好基本功，寫作、剪輯，導演的第一素養應該是剪輯。

黃進：認同。

畢贛：然後就不用聽別人建議。

程偉豪：之前也常常被問這個問題，就是一直拍吧。我們都不是天才型的，所以就是勤能補拙。在拍的過程中就會累積各方面的狀態，包括導演剛才說的基本功也好。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聽人家的想法，我覺得在拍完後要盡可能去跟觀眾互動，去聽聽他們看到的感覺。其實短片是沒有包袱的，照理講你不該有包袱，你才能揮灑比較恣意，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去了解觀眾的一些想法之後，不是要去採用，是你不知道你在掌握每個影像或每分每分出來的東西會是什麼，對我自己來說滿重要的，尤其是前面三部短片，或者是更早的一些很不成熟的短片，其實自己都會有這樣子的目標設定在那邊。但我覺得關鍵還是一直拍，各式各樣的一直拍，你想要溝通或講的是什麼，是不是要表達一個很簡單的狀態，是不是只想要拍某一個片段。就像剛剛畢贛導演說現在iphone那麼方便，數位門檻那麼低，剪接各方面都比以前輕鬆、方便、快速很多，其實你有什麼想法就拍，或像畢贛導演一樣，拍爸媽吵架也許就是一個題材，一直拍你就會慢慢知道你想要的。

 

聞天祥：其實侯導《聶隱娘》拿金馬獎的那一年在台上講的好像也是這樣，就是都到數位時代了，還想什麼？拍就對了。可是剛才你提到聽觀眾的意見，我很好奇你怎麼聽觀眾的意見？除了網路上，你有什麼特別的方法聽到觀眾的意見嗎？你會溜到戲院躲到洗手間去聽人家說什麼嗎？

黃進：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拍第一部創作短片《搞什麼鬼》的時候，它是一個嘲諷鬼片的片子，那時候有入圍大陸那邊北京電影學院的影展，第一次自己的作品在三百多個人面前放映，那裡面充滿了自己都覺得很糟糕的瑕疵。可是跟觀眾互動的過程裡面，因為他們的反應很直接，喜歡的時候就拍手叫好，不喜歡就是噓，電影學院的學生們，這個事情讓我覺得好像小時候在看布袋戲，廟口的那種狀態，但那個東西很直接，在那種狀態之下你知道你做的一些嘲諷或幽默的東西，或是某些恐怖的情節、所謂的節奏或情緒的起伏，你會去隨著他們的狀態，偷偷觀察他們的狀態，你就會得到一些互動，就會用這種方式收到一些回饋。

聞天祥：非常謝謝偉豪的經驗跟他的分享。那黃進導演呢？

黃進：我非常同意畢贛導演說寫跟剪是特別重要的，兩個東西都是讓你自己發現自己不好的地方。你寫完了之後發現自己不懂得寫、發現自己寫得很不好、發現自己不懂戲，你就繼續寫，寫是很重要得，最後你拍的時候不一定要自己寫，可是你沒有經歷這個過程的話，不會有足夠的了解故事是怎麼樣出來、角色是怎麼樣出來、裡面的邏輯是怎麼樣，如果你每一次都是拿其他人寫的東西來拍，其實你沒有真的好好去理解故事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其實寫作真的很難。可是它又是成本最低的一個練習，你自己在家裡就可以寫了。剪接跟編劇說故事方法是不一樣的，可能一個新導演比較年輕的不一定常常有拍攝的機會，因為資源的問題，可是你一年可能可以拍一個短片，可能不能拍很多，可是你剪跟寫的話自己可以做很多，拿個人的戲來剪預告，剪多了以後會發現有些鏡頭是重要的有些不重要，有的鏡頭能用有的不能用，有的鏡頭接另一個鏡頭會發生怎麼樣的效果跟戲劇性，是要剪很多才會知道，你了解這個邏輯跟寫作的邏輯之後你才去拍的話會好很多。

聞天祥：以前柯恩兄弟都去從剪希區考克的電影來練習重整或是重新說一個故事的可能性。可是除了寫跟剪，因為你的電影從《三月六日》到《一念無明》都還有很強烈對社會議題的指涉跟參與，對你來講，對社會的參與會是成為一個創作者很重要的元素嗎？

黃進：我覺得是基本的，可是每個導演去處理靈感的方式不同。有的導演可能是放得很裡面，沒有看得很清楚，可是它在的，只是每個人的處理方式不同，有的人看時就看出來他講的是什麼，可是這個靈感一定是每個創作人很重要的東西。

聞天祥：今天幫黃進導演準備翻譯在後面根本是沒有用的，他果然在我們台灣待了一個月，做電影學院的導師，國語突飛猛進。

黃進：上一年還是翻譯幫我，我完全講不了。

聞天祥：今天真的非常難得，很感動三位導演特別抽空來到這裡跟大家分享他們自己的經驗，我問的可能不是非常好，希望大家提出來的問題都有問到。我認為他們的回答非常誠懇，也都簡單扼要地達到這些問題的核心，希望無論是對關心電影或是有志於電影創作的朋友們都能夠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