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11 月 29 日〈六〉15:10 ／《我的爸爸是死刑犯》放映結束後

地點：大魯閣新時代威秀 5 廳

出席人：

導演｜李家驊

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廖健男法官

文字記錄：萬孟賢

 

李家驊：先謝謝大家來看這部片，禮拜六來看這麼沉重的議題，真的很抱歉，然後像剛剛曉珮（主持人）說的，其實我做這個影片的時間蠻長的，然後我之所以會再拍這部片子是因為2019年完成《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後，一直覺得有些東西沒有做完，可是如果大家知道的話，就是司法的議題其實在台灣不太好處理，在拍攝時一直有很多阻礙。

 

其實那時候做完《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我就覺得我應該不會再碰司法議題了，可是後來我們上院線的時候，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三個我們拍攝的對象裡面，有其中一個到戲院裡面看了《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他看完以後就覺得很感動，他就跟我們說，他一直以為他們這樣子的人的故事永遠不會有人在乎，所以他看了《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後他很感動，然後他一直哭。其實他講完的時候，我就覺得哇，做片子可以做到這樣子，我就甘心了，後面的事情我都沒關係。然後他就忽然說了一句：「其實我也有我的故事。」我就回：「蛤？你的意思是要拍？」他一說完，我就跟NGO的朋友討論，有沒有可能再用另外一個片子，把我之前沒有講的話講完，然後也把他們的故事帶出來。

 

所以後來又花了，拍了四年，我們剪了一年，然後就有今天大家看到的片子，所以就是很謝謝大家。然後我知道其實廖法官有很多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關於這個題目，我自己也很期待廖法官要跟我們談的東西，所以我是不是把時間先給法官。

 

廖健男：謝謝導演，我之前大概看了兩遍，今天在電影院看的時候其實效果又更為震撼，拿到的東西又更多。關於這個議題確實是比較嚴肅一點，我看了以後，想說用幾個面向來跟大家做分享。

 

首先講講「時間」的部分，我看過這個案件的基本資料，它是發生在民國 91 年 11 月 9 日，然後在 93 年高雄的高分院是上重更（二）字 13 號的部分確定，確定以後，他就說他是那個，那時候有連續犯的規定，連續殺人，然後判死刑，褫奪公權終生，但是一直沒有執行死刑，然後收容在監獄跟看守所裡面，一直到現在。

 

我本身是 90 年分發的，其實時間跟案發時間就差了一年多，到現在我已經做法官，做了接近 25 年，已經算是相當資深的法官，以這個角度來講的話，這個被告的名字叫鄭武松，他從 91 年 11 月 9 號犯案，到現在今天一個未執刑的狀態，其實他是死刑定讞，所以只要法務部的一紙命令下來，可能就會被執刑，是這樣的一個狀況，承擔了這樣子二十幾年的時光，我們也看到紀錄片有很深刻的紀錄到，他覺得政府可能有些他的考量，為什麼不直接執行，讓他等於是有一個痛快，類似像這樣的角度。時間的因素上，這點讓我有一個感受，因為我自己是一直做法官，他是一直等著這樣子的一個事情，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它是處理死刑的議題，我就要講一下日本在死刑標準上面的概念，因為在日本他們有個「永山案件」，發生之後，就產生了永山基準，我待會從這個角度來講講看這個案子。這個案子的判決書是怎麼形容鄭武松的呢？它說他有明顯的預謀，手段兇殘，惡性重大，無可憫恕，用這四個詞彙來定性他。我們看到鄭武松在紀錄片裡也有講到，他認為自己跟其他死刑犯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差別，那我們看到法院是用這四個形容詞給他。

 

那在日本，關於死刑當然是一個重大的議題，所以發展出一個永山基準，大概有以下這幾點：第一點當然是看犯罪手段的殘虐，還有他（犯罪者）的執拗，就是我一定要讓一個人的生命消失，一定要把它放在重要的衡量裡面；第二個重點是結果的重大性，然後特別標註，尤其是「被害者人數」，所以被害者人數在永山基準裡面是個相當重要的標準；第三點就是被害者遺族的感情；第四點是對於社會的影響，還有小的點我就不講了，大概綜合起來是這四個點。

 

講到這四個點，我在三年前剛好有一個機會，可以對日本的死刑判決做一個比較統整的研究，在這研究裡面就發現了它研究得很清楚，它把所有死刑案件羅列出來，有被害者一人、被害者二人、被害者三人以上，以上就是包含三個，跟四個以上，它把它分門別類，就一個的情況，有判死刑的、有判無期（徒刑）的，兩個的情況，有判死刑、有判無期的，三個以上，有判死刑、有判無期的，然後把它統整出來，看能不找到一個真的實務上的標準？

 

統合起來後，我可以講兩個點，第一點是絕對會判死刑的，不管被害者是一個、兩個、兩個以上，是什麼情況呢？它就是前面已經犯過一個殺人案件了，那時候是被判無期徒刑，然後無期徒刑中間他假釋出來後，再犯一次殺人，這種情況，不管是死一個、兩個、三個以上，一律死刑，日本目前整理起來的絕對標準是這一個。

 

第二個標準看出一個很特殊的、比較會偏向判死刑的，是所謂的「計畫性」，這個東西很重要，和美國的一級謀殺罪產生了一點關聯性。所謂的「計畫性」它有舉幾個例子，例如為了謀取保險金而殺人，再來就是例如強盜殺人、擄人勒贖而殺人，這種都比較偏向計畫性。那為什麼會把計畫性羅列成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他們覺得說，當一個人起心動念要計畫去謀取、剝奪另一人生命時，在那個當下開始，被害人的法益就處於極度危險的狀態，它跟中間一時氣憤起來（犯案）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那我在講「計畫性」跟「重大性」的時候，我舉這三個我看到跟本件一樣，是兩個被害人、在日本判死刑的例子。第一個例子是這樣子，有一個人要到公司去叫經理把一筆錢吐出來，然後就到公司去了，公司經理可能產生一些爭執，他就把經理給殺掉了，這是殺第一個。殺第一個以後，他又動念要嫁禍給科長，所以他接著把科長給殺掉，就是要製造成是科長殺了經理，然後科長再自殘，這樣子的案例，死刑。

 

第二個例子是先生想要跟前妻復合，前妻跟她自己的祖母住在一起，他到前妻祖母家時，被祖母發現，他擔心祖母會阻止他將來跟前妻的往來，他就把祖母按到浴缸裡面窒息而死，殺第一個。殺第一個後他要跑路，跑路要路費，所以就把要前妻把前妻工作場合愛慕她的一名男子釣出來，釣出來後，拿到了跑路費，然後他就跟他講他剛剛對她祖母做了什麼事情之後，再把這個男的也按到浴缸裡面殺死，殺了兩個，然後判死刑。

 

那第三個例子在日本其實我看到裡面不是說單獨案件，這個人為了要去搶銀樓，缺一把槍，槍去哪裡找？他就在路上看到一個警察，就用刀子刺了警察，奪槍之後，朝警察的背部開槍，把警察殺了，然後三個小時之後到銀樓奪錢，當然人家不肯，他就再把他殺了，這也是殺兩個人，然後是判死刑的案例。

 

好，我這麼要講什麼呢？我們這邊看到了，這三個案例裡面，我們講「計畫性」三個字，應該是蠻明顯的。然後對照本片的案子，雖然判決講他（鄭武松）預謀明確，可是這個預謀，跟我剛剛舉的例子的計畫性，我是覺得是不是還有程度上可以討論的空間？這是從日本的永山基準，來講講我們這個案例。

 

永山基準講完之後呢，再來講到片子裡面有特別提到的「憲判第 8 號」，就是在 113 年（公布的），因為導演拍了四年，所以剛好已經跨過這個部分，非常的珍貴。大家對於「死刑是否合憲」這點，當然是我國重大的司法議題，那在去年憲判第 8 號，已經有一個結論出來，這結論是說，死刑的本身並不違憲，但是它把它加上非常嚴格的程序要件的限制，包括哪一些呢？簡單來講，第一個是辯護權的絕對輔助，到什麼程度，到最前沿，警察一開始查辦被告或者是說犯罪嫌疑人，有預料到將來這個人有可能會碰到死刑議題的時候，辯護權就要進來。然後打到最高法院，強制辯護是一定的事情之外，還必須要加上言詞辯論，這是在這個程序上。

 

然後第二個角度，是要求職業法官必須要一致決，三個法官、或說最高法院的五個法官，一定要完全一致，才能夠量處死刑。當然這個部分，目前只進展到職業法官這邊，我們知道因為片子拍得太長了，112 年 1 月 1 號開始，司法院已經推行了國民法官的制度，目前已運行快三年，明年開始要擴大適用，在國民法官的案件裡面，它是三個職業法官加上六個國民，組成九個人的法庭，目前憲判第 8 號只規範到職業法官的情況下，在以前的話，要判一個人死刑，是一個職業法官，再加上例如五個國民法官，就是六個，這樣三分之二的話，就可以處死刑；憲判第 8 號之後，變成一定要三個職業法官全票同意，再加上三個國民（法官），這樣子六票，才能夠量處死刑。雖然已經非常難了，但還是會有大法官認為是不是應該要九票全部同意？也有這樣子的聲音存在。

 

那第三個更嚴格的要件是精神狀況，以前本來在沒有憲判第 8 號之前，如果他（被告）符合犯罪時有精神喪失或精神耗弱，就是精神狀況並不能完全對自己負責的話，將有它的減刑規定。可是它把它擴展到，就算前面行為時期是正常人，只要在受審期間突然精神狀況異常，或沒有辦法完完全全知道「我現在正在被審判」的時候，不能量處死刑。再往下走是，裁判確定之前（被告）都是好好的，裁判確定之後，就像現在鄭武松，他是在看守所收容中等待死刑的執行，如果在這時候他出現了精神的狀況，也不行，因為他不知道他要接受怎麼樣的一個刑罰。當然這個在大法官裡面就有不同意見，有人覺得這個加太多了，加到最後好像變成要不斷地做精神鑑定。

 

這是大法官的部分，那我現在講講看，大法官裡面也有採廢死看法的，那廢死的看法，我歸納起來主要可講兩個重點，第一個是我們知道要量處死刑按照兩公約的話，它必須要是最嚴重之罪，那什麼叫最嚴重？它顯然是個相對性的概念，但死刑一旦執行，它是絕對性的生命剝奪，以這個角度來講，以本案的例子，他（鄭武松）殺了兩個人，跟我剛剛講的日本的三個例子，要是我們能夠排得出最嚴重的輕重的話，那表示說，只有一個能符合「最嚴重」，剩下的沒有排到第一名的，就都不符合了不是嗎？所以說所謂「最嚴重之罪」是一個相對性的存在，跟絕對的生命剝奪的比例是失衡的。

 

第二個是從實證的觀點來看，在美國有分成有死刑的州和沒有死刑的州，後來發現有死刑的州的殺人和犯罪率，並沒有低於沒有死刑的州，那更要講到一個核心的點是，因為我們說，死刑是遏止或預防人產生殺人的動機，這種動機恰恰好是在本件類似的狀況，就是精神、或說情感遭受崩解，覺得被背叛、想復仇，這樣子的行為人身上，是無效的，它（死刑）的最大阻嚇效果在這種案子是沒有效果的。這就是憲判第 8 號我拿出來要分享的。

 

最後當然是這個影片認真拍的核心問題，這核心問題也引發了我一些研究，我就覺得收穫很大。在日本來講，像導演關注這麼重要的議題，其實在台灣是比較冷門的議題，日本是有研究的，叫作「家內殺人」，它把它定義成這四個字。家內殺人，就是家裡的人殺了家裡的人，那本件當然就是，雖然他們已經離婚了，但還是居住在一起。有一個很讓我 shock 的數據是，日本所有殺人案件中，家內殺人的占比是百分之五十，我從來不知道是這個數字，如果這個數字是正確的話，那表示說導演你拍的議題，事實上並不是一個特別偏門的議題，它是一個廣泛的議題，只是說看法上面錯了，看法上覺得說，好像這個東西不在我們周圍，那如果以日本來講，其實兩個殺人案件中有一個就是這種案件。

 

這種案件勢必會產生一種人，就是加害者和被害者共同的家屬，這個家屬同時是被害者的家屬、又是加害者的家屬，被害者家屬這邊稍微以前都有處理過，加害者家屬這邊以前處理的真的是比較少一點。所以加害者家屬會產生哪些處境呢？我把它分成像本件的情況，他自己本身跟還沒有被、有時候不會被判除極刑啦，有時候可能是被判處無期徒刑之類的，跟這一個人中間的關係跟矛盾；還有，跟這個人以外，跟社會上面的一些問題，我們可以分成這兩邊來探討，本片這兩邊都處理到了。

 

那在（電影）前面的部分，可以看到鄭武松，就是父親，當初在審判過程中，因為我看了資料，姐姐在警察局中有講說父母關係是不睦的，影片也有提到，哥哥應該是也是在警察局被問到，弟弟則是在審判中被問到，他們答案也都跟姐姐類似。這樣子對於鄭武松這個被告來講，他就產生了一個慼心（tsheh-sim）的感覺，所以說，前面兩次願意接見，再來就不接見，長達七年，這是一個角度。再來就是鄭宜修，本片的主角，我可以看到很細膩，他比較讓人同情或覺得可愛的點，實際上他對於鄭武松是非常有感情的，所以看到他前面在跟哥哥通電話，說現在疫情期間可不可以去看父親，哥哥說禮拜四才去看過，他馬上就問說：「那他有沒有講到些什麼？」所以其實他跟父親的連結感還是強的，而且還講說父親如果有辦法出來的話，他會照顧他，這個部分，他跟他父親之間當然有東西要處理。

 

那更為嚴重的當然就是對外的部分，日本對這個也有很深刻的研究，他說其實這個情況之下，加害人家屬的名稱叫作「第二被害者」，歐美對它的定性是「隱性被害人」，總之就是被害人。這個被害人是在沒有辦法預期的情況下，就變成這樣的身分了，變成這個的身分後，他在內部會覺得自己對這個事情是不是有某程度的責任，因為今天剛好是父親嘛，（導演）您上次處理的是兒子，兒子的部分會更為嚴重，他會覺得是不是自己的教育出了問題等等之類的。那媒體對他的譴責等是外部對他的看法，內外會交雜，日本的話，若是社經地位愈高，愈可能要出來對社會道歉，對他們來講，是個非常嚴重的內外交迫，所以，百分之九十這樣子情況的人，一定會選擇搬家，搬到偏僻的地方去，裡面還有些人，最終是選擇自殺，這個是日本最常見的狀況。

 

我們知道這樣子的一個角度後，當然要講講那怎麼辦？導演處理到這個問題已經很深了，但還要再往下走，往下走的話，歐美確實走得比較深，他們是已經研究過了，就覺得這種加害人家屬，事實上沒有所謂的家族責任在，他還是該有個社會地位在；日本也做了一些，但沒有像歐美多，它就有一個像九州有「加害人家族會」這樣的組織，會提供搬家的補助、心理的輔導等等資源。而我國大概可講兩個，就是紅心十字會有個心納家庭服務中心，還有一個耶底底亞（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耶底底亞家庭關顧協會），這樣子的一個中心，我大概就與談到這邊，謝謝。

 

李家驊：謝謝廖法官的分享，我突然想到我今天有一位好朋友，也是我自己很欽佩的一位律師，他也是殺人犯的律師，他有來現場，李宣毅律師不知道還在不在？我好想要聽你們兩個對談喔。

 

剛剛聽法官的分享，我自己感觸也很深，因為廢死聯盟剛好前幾個月他們辦了一個活動，我自己也好訝異，他們去分析現在已經定讞、但還沒執行的 36 個死刑犯的案情，結果發現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都是情殺，就跟剛剛法官提到百分之五十家內殺人，很驚人的事情一樣。然後我真的在那個時候，我就回想說，我自己長這麼大，就是四十幾年來，我好像也幹過恐怖情人的事情，我自己也遇過恐怖情人，我就想說，真的有很大一部分是我們的情感教育其實很失敗，我就在想我跟鄭武松之間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就是我其實沒有遇到那個我可以做那麼可怕事件的機會。所以我有時候真的會覺得，他們當然做了非常可怕的事，他們很可惡，他們應該受到最嚴厲的懲罰，但如果你真的問的話，我不敢說我比他們任何一個人都善良。

 

所以我覺得我會拍這兩部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到《我的爸爸是死刑犯》，我的起心動念都只有一個——我們能不能回來看看他們作為人的樣子？如果我們不願意把他們當人的話，這件事情其實沒有什麼好談的。我自己也有一些閱讀，可是當然沒有像法官這麼周全，包括這個「隱形被害人」的概念，或者是第二層的被害人的概念，我覺得好像在台灣社會得到的討論跟重視沒有那麼多，我們普遍還是有一種連坐的狀況，比方說我們要求鄭捷的爸爸媽媽下跪，跟全國道歉，但我們忽略掉其實鄭捷的爸爸媽媽可能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鄭宜修可能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剛好就是謝謝法官的分享。

 

主持人：感謝兩位非常精彩的分享，我們還有一點時間，來開放現場的觀眾提問。

 

觀眾一：導演你好，我有看過上一部《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非常的震撼，很高興能見到你，我想問您在告訴受訪者，告訴他們你要拍這部紀錄片的過程裡面，有沒有一些溝通上你會很在意的事情？比如說剛剛有一幕是他在酒吧喝酒，他朋友說「你這個死刑犯」，我自己覺得聽起來就滿冒犯的。想知道您在跟這些受訪者對談的過程裡面，會不會有一些你自己踩的界線或是擔憂？

 

李家驊：哇這個問題好大。其實我覺得上一部壓力比較大，因為上一部是拍死刑犯的爸爸媽媽，其實剛剛法官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爸爸媽媽其實比較辛苦，我雖然沒有直接見到鄭捷的爸爸媽媽，可是有一些間接的接觸，包括我上一部片子.....我怕有朋友還沒看過上一部，我就先不講。但是你就很明確地感受到他們，就像剛剛廖法官提到的，他們覺得是他們的錯，是我把小孩教成這樣，而且台灣的社會真的有一種連坐的感覺，他們會覺得是不是我教養出了什麼問題才發生這樣的事情，所以在跟爸爸媽媽講話的時候要特別小心，因為你很可能講錯話，他就會覺得「你現在是在說我小孩沒教好嗎？」當然他們不會這麼明白，但你會看到他臉上有一種自責。

 

所以我在上一次跟同學的爸爸媽媽們訪談的時候，有時候會很怕踩到他們很敏感的地方，他們其實會有一種防衛機制，他們會幫他們的小孩找藉口，他們幫自己小孩找藉口的時候，其實也是在幫自己找藉口，那個時候你就要判斷，他是一個防護機制，還是他真的這樣想，所以我覺得在拍爸爸媽媽的時候，這種談話的過程要更小心。

 

但拍小孩完全沒有耶，我覺得他們都有一種「那是我爸爸做的啊」、「我真的好倒楣喔」，但我覺得這樣很健康，就是好像小朋友比較知道說，這是我上一輩留下來的遺憾，那其實不是我的錯。我覺得因為大家人生都要過嘛，所以跟他們聊的時候反而比較沒有負擔，可是他們還是會有一種......我其實很有趣，為什麼把他們三個放在一起？我們那時候做了很多次訪問，分別做的訪問，然後你會發現怎麼問都問不進去，好像已經很熟了，好像可以跟你聊很多，那你就問他：「你爸爸的事情對你造成什麼影響？」他們說：「沒有啊，你看我過得很好，我也是每天吃、每天喝、每天睡得很好。」然後你就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講，因為他們覺得不管再怎麼說，你都不懂，你絕對不懂，但把他們三個放在一起，他們喝了一杯酒後，就說：「欸靠，你知道我爸真的把我害得好慘。」我就覺得你不是這樣跟我講的（笑）可是他們三個之間講話有種只有他們三個才懂的東西，我那時候就覺得，真的應該把他們三個放在一起，然後那個我們從來就不懂的東西，我們還是不懂，可是好像多靠近了一點點。

 

其實我真的印象好深喔，我那時候要拍這部片子時，我就知道我不能用訪問，只能讓他們互相對話，他們才能講出來。我們把他們三個放在一起很多次，第一次我就嚇到了，因為我們 booking 那個攝影棚六個小時，他們講了十個小時還沒有停，害我超支，多付很多錢（笑）可是那個時候聽他們講話，我就覺得好感動喔，因為他們會說出很嚇人的話，就是包括你們有看到的那個問題「你有沒有站在受害者家屬的立場想過？」我問過一模一樣的問題，但得到的答案會是不一樣。所以那個時候就覺得，可能我這次負擔沒有那麼大，反而是重要的東西都是他們互相聊出來的。

 

我覺得宜修相對是比較健康，某種程度上啦，對不起我有點囉嗦，我很快把它講完，其實第一次把他們三個放在一起的時候，我先做了一件事情，我找了負責他們三位爸爸案情的律師，先把他們爸爸的案情從頭到尾講一次，做非常概要但是清楚的說明，然後請他們三個坐下來，花了四十分鐘，把三個爸爸的案情各自看完。你知道最驚人的事情是，看完以後，他們三個各自才說：「喔！原來我的爸爸的案情是這樣。」就是台灣的教育其實會很保護他們，所以他們從小到大，他們家人沒有跟他們聊過，即便經過二十幾年，去看他們的爸爸，他們的爸爸也不講。所以我後來跟他們聊，才發現他們三個對自己爸爸的案情，都是在網路上找線索拼湊出來的，他們從來都不知道爸爸案情的全貌是什麼。你可以說也許這個保護有做到效果，所以他們沒有那麼強的罪惡感，然後等他們稍微成年以後，回來看這件事，他們好像也更清楚知道，其實這不是他們的錯。

 

但我反而很希望這個東西可以跟全台灣的人講，因為有一些人真的，你在網路上就會看到說，你就是死刑犯的家人，所以你也應該要怎樣怎樣怎樣，但我好希望這個東西可以被充分討論，我們要知道他們也是隱性的受害人，謝謝你的問題。

 

觀眾二：謝謝導演，謝謝法官。我有一個小問題想要問廖法官，因為我在大學期間，有稍微學到關於「修復式正義」的內容，我在剛剛看到這幾位隱性受害者，在最後片尾有提到說，如果你站在被害者會怎麼想，他們可能會講說，好像日子還是要過下去。在講修復式正義的時候，好像有特別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好現在現今的這個社會中，一直沒有互相去修復關係的途徑，又讓我聯想到說，好像現在台灣社會一直在講死刑，但是我一直有個疑惑是，那在執行死刑前，我們是不是能先做些什麼？當然可能會說，死刑做下去，你就補償了被害者，但看現實狀況，好像不是嗎？所以首要問題有兩個是，一個是「修復式正義」在實務現場的可行性，另外一個是，現在在死刑前，我們到底能透過這個犯罪者，透過這個案件，我們能夠為台灣社會多大的改善？也正如剛剛法官所提到的，這些加害者的存在，好像映射了台灣情感教育上的缺乏性，所以就想問一下法官，謝謝。

 

廖健男：非常謝謝，不過您問的問題對我來講，是比較超過我能回答的範疇，因為並不像我剛剛在講的那些實證分析，然後比較像是我覺得應然是長什麼樣子。以我粗淺的理解，我們的修復式司法也是這兩年才比較有在擴及式的施用，如果說真正我在實務操作的過程中，我們現在做的日常實務運作來講的話，還是比較偏向最基礎的修復，就是送調解，看看能不能調出一些互相能接受的範圍，那調解最大的部分也都還是金錢的補償，還是比較偏向這一塊。那您剛剛提到更深層的這個修復的部分，我是沒有辦法了解到這麼深的地方，但是那確實是重要的議題也是沒有錯，你說一個死刑犯，我們先不管他前面他做死刑判斷，是不是為大家，或說兩公約、全世界的標準所接受，他現在就是一個執行死刑的狀態，就是他這樣一直等著，等到最終的一刻，感覺起來，好像還可以讓他多做一些，像我們知道有一些在受刑處遇的時候，這片好像有提到，之前會讓他做一些畫畫嘛，那也就是說他是有時間的啦，那也會有一些懺悔師，讓他在裡面做一些心靈上的平靜。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如果說是被害者家屬有意願的話，由政府這邊，看是說法務部，還是監獄方，能夠做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不只是讓被害者家屬，聽到行為人真心的想法，然後他也可以有一些緩解，那對真正被死刑定讞的被告來講，他也因為有做了這樣子的一個表示，他心裡就更加平靜，我是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向，但我也只能夠回答得比較抽象，不好意思，謝謝。

 

李家驊：我可以補充一下，對不起，就我不成熟的建議，做一點補充。修復式司法真的是個很重要的東西，我自己覺得，但它的核心精神其實是希望雙方的人生都可以繼續走下去，不管是被害人、被害人家屬，還是加害人，但特別是被害人。

 

那我先講一個狀況，我上一次《我的兒子是死刑犯》裡有拍到鄭捷，然後鄭捷的律師就跟我講了一個真實的狀況，他在鄭捷已經被槍斃之後，在一個場合剛好遇到鄭捷案子被害人的太太，他就看到那個被害人太太筆直往他走過來，那個律師想說完蛋了，我現在不是要被甩巴掌，就是要被吐口水，他就站在原地等她。結果那個女生走到他面前，直接問他說：「黃律師，鄭捷被槍斃了？」他說「是，被槍斃了。」她說：「為什麼那麼快？」「我也不知道。」「我現在還是不知道我什麼我先生會被殺。」然後那個律師就呆住，他說那個女生就流著淚走掉，這就是沒有做修復式司法。

 

其實我覺得修復式司法的精神很簡單，就是我們要怎麼面對接下來的人生嘛，對不起，法官，我亂講話，你不要介意。然後我覺得大家去回想自己受委屈的時候，最核心的兩件事，第一個是你想知道「為什麼」，第二個是你需要被道歉，我覺得這是修復式司法很核心的東西。我其實跟法務部聊過這件事情，我就說為什麼現在台灣的修復式司法這麼難推？推了十幾年，因為這個道歉其實需要很誠心，要說出很完整的真相，可是這件事情很難，因為一個月前、兩個月前，或者半年前，我們還在法庭上劍拔弩張的狀態，我現在怎麼可能跪下來跟你說我真的錯了？那個心理機制轉換不過來，所以修復式司法其實是需要花費很長時間的精神，雙方都要做好心理建設，可是我們的獄政系統其實沒有做好這個準備。大家知道我們一個監所管理員要管一百多個同學，瑞典一個監所管理員只要管七個，你顧他吃飯都來不及了，你哪裡有資源去做這件事？可是我們的社會不願意把資源放在獄政系統上，所以我覺得在台灣修復式司法推不動，是我們大家的責任，我們沒有建構一個足夠健康的獄政系統來做這件事。

 

可是你說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說你支持死刑也好、不支持死刑也好，我們都認為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想望，是一定要幫助受害者家屬，可是幫助害者家屬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要讓他站起來嘛，心理學上說，有種東西叫「受害者心態」，他不理解真相，他沒有辦法在這個世界上找到主導權的話，他永遠會在受害者的位置，所以修復式司法很重要，他理解真相、他被道歉，他不一定要原諒，他不用原諒，從來沒有人要求被害者原諒，可是我要知道我為什麼恨他？我要知道我為什麼原諒他？你要把這個權力交給我，可是可以讓他做出這個抉擇的，恰恰是加害人。所以當我們把鄭捷殺掉之後，我們其實永遠剝奪那個受害者家屬重新站起來的權力，這是我覺得死刑最可怕的地方，我不是說死刑沒有用，但是我們要不要想一下死刑可能留下來的影響是什麼？

 

對，所以我打一個小廣告，就是我去年我為了做修復式司法這個東西，我拍了一部劇情短片，叫《薄荷涼菸》，剛好也有在金馬播，謝謝曉珮總監，然後我剛寫完長片版的劇本，我其實想就修復式司法這個題目做一個劇情片的創作，我努力，然後如果我們有募款的話，再請大家支持（笑），謝謝。

2025 金馬影展 司法講堂 台中場｜ 《我的爸爸是死刑犯》Me and My Condemned Father 影音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