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俊蓉

把歷年的金馬影展專刊一字排開，看見的是一部部電影、曾來到台灣的影人，以及不同年代的設計與美學。再往裡翻，還有歷任策展人的選擇、觀眾的等待與相遇，以及影迷學會觀看的歷程。多年以後，那些電影留下的感動與啟發，仍影響我們看待自己與世界的方式。

電影學者安妮特孔恩（Annette Kuhn）的「電影記憶」研究提醒我們，觀影記憶往往與當時的地方、同行的人和生命經驗相連。影迷記得一部電影，也記得在哪間戲院看見它、和誰一起排隊、散場後談了什麼，以及那時的自己。當許多人共有這些記憶，影展也形成一個看不見的共同體。彼此未必相識，卻曾在各自的金馬歲月裡走進戲院，把眼睛交給同一片銀幕。

這次，我們邀請黃翠華、曾偉禎、游惠貞、王耿瑜與劉蔚然五位策展人，各自攜回一部至今念念不忘、仍想交給觀眾的作品。這份帶著偏愛的片單，無意概括金馬影展的全貌，而是留下五個入口，讓我們循著他們的選擇，回到當年的策展現場。

黃翠華從《南特傑克》談起。華達在虛實交錯間追憶德米的童年與電影夢，也留下病中摯愛的身影；多年後回望，這部電影又與黃翠華後來的策展選擇生出未曾預見的連結。曾偉禎選回《櫻桃的滋味》。一個決意尋死的人，在漫長車程裡向陌生人提出請求；阿巴斯始終不說明主角為何想死，卻讓荒野、長路與一次次相遇，慢慢碰觸孤獨、生死與活下去的理由。游惠貞的《尤里西斯生命之旅》以尋找失落膠卷的旅程穿越巴爾幹戰火、家國與記憶，也帶我們回到電影百年與尋片工作交錯的時刻。王耿瑜從《追逐蝴蝶》想起的，是依奧塞里安尼在荒誕日常與冷冷幽默裡流動的時間，也是做了多年策展後，仍能在銀幕上撞見一位此前陌生大師的驚喜。劉蔚然帶回《大象》。尋常的一天在不同視角交會中一步步逼近校園暴力，也讓我們重訪新世紀初那份感官與美學的震動。

這五個選擇也提醒我們，策展人先是觀眾，被一部電影觸動，才會想把它帶進影展，再交到別人手上。很多策展工作，也許就從一次私人的觀看開始。把這些選擇放回各自的年代，也看得見金馬與觀眾的關係一路怎麼變化。早些年，一部遙遠、難以取得的電影能否來到台灣，本身就是問題。陌生的作者、類型與地區，需要有人帶進來，也需要時間聚集第一批觀眾。後來，有些原本小眾的觀看有了自己的空間，甚至走進院線；影展也就再往別處去。影迷今天習以為常的電影版圖，有一部分正是在這樣的尋找中打開的。

這五個入口說不完金馬與影迷共同走過的歲月。策展人的記憶只是其中一半，另一半留在曾經坐進戲院的人身上。有人從一部片開始追一位導演，有人因此認識一個國家的電影，也有人多年後才發現，某次觀影改變了自己看片的方向。這些記憶補進來，才慢慢拼出一段屬於金馬的影迷成長史。

今天再做影展，難題已經換了樣子。電影不再那麼遙遠，資訊與觀看選擇多得驚人，觀眾卻更加分散。把作品帶進來已經不是全部，還得讓它真正被看見，也得去找那些還沒有走進影展的人。也正因如此，回頭看前人的選擇，最想帶回今天的，不只是片單，還有選擇背後的心意：為一部尚未找到位置的作品多走一點路，替它找到屬於它的觀眾；相信觀眾，也保有被電影改變的可能。

對這些相遇的感謝，讓後來的人更願意把這份心意繼續傳下去。影展的模樣會變，策展方法也會跟著變；但一次用心的選擇，仍可能在多年後，成為某個人記得一部電影、記得一個影展的起點。這次把五部電影重新放回銀幕，也把它們交給今天的觀眾。曾經在場的人或許會認出自己的青春，第一次遇見它們的人，則會有自己的感受與提問。

當戲院燈光再次暗下，不同世代坐在一起。我們無須擁有相同的過去，也不必從電影裡得到相同的答案；在同一場放映裡，卻仍可能成為此刻的「我們」。